这一天以及随后一天都叫人不痛快。时钟已指向“离别”。天越来越冷（最低温度持续在零下二十多度[1]），剩下的任务越来越难完成。此外，赖希近来病情发作，症状越来越明显（我还不清楚他得了什么病），能为我办的事也就越来越少了。这天，他裹得严严实实的，坐车去看望达佳。我利用上午的时间参观了位于卡兰切夫斯卡娅广场的三座火车站：库尔斯克火车站、十月火车站（开往列宁格勒的火车由这儿始发）及雅罗斯拉夫斯基火车站（开往西伯利亚的火车由这儿始发）。火车站的餐厅里摆满了棕榈树，走出餐厅能看到一个粉刷成蓝色的候车室，感觉像在动物园的羚羊屋里。我在那里边喝茶边考虑离开的事。我的眼前有一个漂亮的红袋子，里面装着极好的克里米亚香烟，是我在火车站前的一个售货亭买的。后来，我又搞到了一些新玩具。奥霍特尼街上站着个卖木头玩具的商贩。我注意到，在此地的街头交易中有些商品是成批成批出现的。比如说，我在这里第一次看到孩子玩的烙着图案的木头斧子，同样的东西我在随后的某一天又在其他地方看到了满满的一篮筐。我买了一个很好玩的木头缝纫机模型，上面的“针”只要转一转手柄就会动起来。我还买了一个站在八音盒上的不倒翁纸偶，是一个我在博物馆所看到过的某种玩具的简易样本。之后，我冷得受不了了，就踉踉跄跄地进了一家咖啡馆。这地方看起来很有特色：小小的室内有几件竹制家具；饭菜通过墙上的一个可关闭的小孔由厨房推进餐厅；一张大大的柜台上摆放着光泽鲜亮的开胃小菜：肉片、黄瓜、鱼。还有一个陈列柜，就像在法国和意大利餐馆一样。那些令我垂涎欲滴的菜肴我一道也叫不上名字，只喝了一杯咖啡暖暖身子。然后，我走出咖啡馆，到“上贸易行”去找那家我到莫斯科的头几天发现的、橱窗里摆着泥人的商店。泥人还在橱窗里。走过连接革命广场和红场的通道时，我更加仔细地搜寻着小贩的身影，想发现一些此前未曾留意的东西：有卖女人内衣的、卖领带和围巾的、卖衣架的。——最后，将近两点，浑身疲惫的我终于到了“赫尔岑之家”，可那儿要到两点半左右才有饭吃。饭后，我坐车回去，把一包玩具放下。大约四点半我到了疗养院。我正沿着室内楼梯往上走时，遇见了阿丝雅，她正要出门去裁缝那里。路上，我告诉她刚从赖希那儿——我刚回到旅馆房间他就来了——听说的关于达佳的情况。听起来不错。我们就这么并肩走着，阿丝雅突然问我是否可以给她些钱。可是，就在前一天我还和赖希商量向他借一百五十马克的盘缠。于是，我就对阿丝雅说我没钱，我不知道她要钱派什么用。她回答说，问我要钱是永远要不到的，然后就责备起我来，说什么在里加原本应该由我为她租房子的等等。那天，我非常疲倦，而这番由她极不讲技巧地发起的谈话更令我极为恼火。原来，她需要钱租一套房子，她已打听好有套房子现正待租。我想换个话题，可她却拉住我，紧紧抓着我，以前从未这样。她还在不停地说着同样的话。最后，我火冒三丈地说道，她欺骗了我，因为她在信里答应马上把我在柏林垫付的钱还给我，而迄今为止她和赖希对此只字不提。我的话令她非常震惊。我越说越激烈，继续发起进攻，最后，我的话还没说完，她就离开了，沿着马路疾走而去。我没有跟着她，而是转了个弯回去了。——晚上，我和格内丁约好了见面。他会来接我去他家。他虽然来了，但我们待在了我的房里。他请我原谅没有把我带到家里去，因为他的妻子要参加考试，她没有时间。我们的谈话持续到将近十一点，大约三个小时。我先说自己很沮丧，很生气，对俄国的了解比预期的要少。随后，我们一致认为，只有和许多的人交谈才能了解情况。在我走之前，他还费心为我牵线搭桥。比如，他和我约好第三天的中午——那是个星期天——去无产阶级文化剧院。不过，我到那里时，没找到他，只好又回来了。他还答应邀请我去看一场俱乐部演出，而演出日期却还没有定。计划中的节目单还包括一些可以说是实验性的新仪式表演，如命名仪式、结婚仪式等。在此，我要补充一下，我之前曾听赖希说过共产主义等级社会里为孩子取名的事。从孩子会指列宁画像开始，他们的名字就叫“十月”。那天晚上，我还知道了一个奇特的单词，叫“曾经的人们”，指的是那些被革命罢免了的、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市民阶层。格内丁还提到了持续不断的组织变化，认为这还将延续数年。每个星期都会产生组织上的变动，人们在努力寻找最佳方法。我们还谈论了私人生活被缩减这一话题。根本就没有时间过私人生活。格内丁讲，他一个星期里除了见那些和他有工作往来的人以及妻儿外，就再也见不到别的人。至于留给星期天的交往，也是不稳定的，因为，即便你只是三个星期没有和熟人联系，你也完全可以确信将会长期得不到他们的任何消息，原因是在此期间他们早已叫新朋替代了旧友。后来，我陪格内丁去车站，路上我们还谈了出关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