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去了一趟玩具博物馆。博物馆关着门，尽管导游手册上说周六是开放的。早晨，《文学世界》——经黑塞尔之手——终于到了，我已经等得很不耐烦了，恨不得每天都要给柏林发电报让他们给我寄来。阿丝雅不理解我的《挂历》一作，赖希看来也不是特别喜欢它。上午我又到处乱逛，又一次徒劳地试图去看版画展，冻得半死，最后好不容易才进了史楚金画廊。画廊的创办人和他兄弟都是纺织业大亨、千万富翁。两人都是艺术赞助商。一个创建了历史博物馆，并捐赠了部分馆藏；另一个则创办了这座杰出的法国新艺术美术馆。我浑身冰冷地爬着楼梯，看到上面楼梯间里有著名的马蒂斯壁画，**的人物和谐地分布于饱满的红色背景之上，那么温暖，闪耀着光芒，就像俄罗斯圣像给人的感觉一样。马蒂斯、高更和毕加索是这位收藏家的挚爱。一个展厅的墙上挤满了二十九幅高更的油画。（我再一次获得了这样的体验——倘若在这庞大的收藏中的走马观花能允许我这么说的话——高更的画作令我感到充满了敌意，其中的所有仇恨都冲着我而来，这是非犹太人对犹太人所怀有的那种感觉。）——估计除了这里以外就没有别的地方能让人这么时间跨度很大地——从其二十来岁的早期作品到1914年的创作——追寻毕加索的创作历程了。他肯定常常数月之久——比如在其“黄色时期”——只为史楚金作画。毕加索的画挂满了三间相连的小陈列室。第一间里是他的早期作品，在这些早期的画作中有两幅特别引人注目：一个装扮得像小丑似的男子右手握着一个酒杯状的东西；另一幅画名为“喝苦艾酒的女人”。然后是1911年前后的“立体主义时期”，正是蒙巴纳斯日渐兴盛的时期。最后是“黄色时期”，其中有《友谊》一作及相关研究资料。不远处，德兰的作品占据了一个房间。除了其一贯风格的、非常精美的画作外，我还看到了一幅令人尤为诧异的作品《星期六》。这一色调阴沉的大幅画作描绘了一群穿着佛兰德服装的妇女，她们围聚桌旁，忙于家务。人物形象及表现手法强烈地令人联想到梅姆林。除了展示卢梭画作的小室外，其他展厅里的光线都很明亮。窗户都是一整块大玻璃，朝着街道或屋外的庭院。在这里，我第一次对凡·东根或勒·富科尼埃这样的画家有了一些粗略的了解。玛丽·罗兰珊的一件小幅画作上画着一位女子的头像和她的一只伸入画面的手，手中绽放着一朵鲜花。这一作品的生理学结构令我想起了闵希豪森（唐克马尔·冯·闵希豪森），使我清楚地意识到他当年对罗兰珊的喜爱。中午从尼曼那里获悉我的访谈已发表。于是，我带上《莫斯科晚报》和《文学世界》去见阿丝雅。可是，下午的情况却不好。赖希很晚才到。阿丝雅为我翻译了那篇访谈。在此期间，我认识到——不是说这篇访谈的发表会像赖希所估计的那样“有危险”，而是——这篇访谈的结尾太弱，倒不是因为其中提到了谢尔巴尔特，而是因为提得不够明确、不够精准。可惜这个弱点显现了出来，而访谈开头论及意大利艺术的部分还不错。我认为，总体而言，访谈的发表还是有价值的。阿丝雅起初还读得津津有味，可是对结尾部分却非常生气，这是无可厚非的。访谈被放在了醒目的位置，这是最好的。因为前一天吵架的缘故，我在路上给阿丝雅买了蛋糕。她收下了。后来，她说道，昨天，在我俩分手之后，她再也不想知道我的任何事情了，认为我俩将永远（或很长时间）不再见面。可是，到了晚上，她的心情变了，她自己也感到奇怪，她发现无论如何也没法再生我的气了。她继续说道，要是发生了什么事，她最后从来都不问自己，是否是她伤害了我。可惜，尽管说了这些话，我们后来还是吵了起来，究竟为了什么，我已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