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我给阿丝雅看过报纸和杂志之后，我们又谈起了我此行的缺憾。随后，当话题再次转为当初我在柏林对她的照料时，阿丝雅又指责起我来，这时，我失去了自制，绝望地冲出了房间。不过，在过道里我就冷静了下来——更准确地说，我觉得没有离开的力量，就又走了回去，说道：“我想在这里再静静地坐上一会儿。”后来，我们甚至又慢慢地恢复了交谈。当赖希到时，我俩尽管都很疲惫，却很平静。在此之后，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再也不这样争吵了。赖希说他感觉不舒服。事实上，他的下巴不断抽筋，情况变得越来越糟了。他已无法咀嚼。牙龈浮肿了，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溃疡。尽管如此，他说，晚上他还得去德国俱乐部，因为，他被任命为“瓦普”的德国小组与伏尔加流域德国人莫斯科文化代表团之间的协调人。后来，我俩单独在疗养院大厅的时候，赖希告诉我他还发着烧。我摸了摸他的额头，明确地对他说，无论如何他都不能去俱乐部了。于是，他让我去替他回绝。那幢房子并不远，可是，在刺骨的寒风中我几乎无法前行。最后，我没有找到它。我精疲力竭地返回，一直待在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