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定于21日，星期五，离境。日期的临近使得每天的时间都很紧张。有许多事情需要一件紧接着一件去完成。星期天我计划做两件事：不仅要在一点左右去无产阶级文化剧院见格内丁，而且之前还要去美术和圣像（奥斯特罗乌霍夫）博物馆。先做的一桩事最后办成了，后一桩没办成。又是很冷的天气，电车的窗玻璃上结着一层厚厚的冰，什么也看不清。起初，我坐过了站，离该下车的站老远。然后就再坐回去。在博物馆里我很走运，遇到了一个说德语的管理员，他领着我在馆中参观。下面的一个楼层展示的是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俄国绘画，我最后在那里只待了几分钟时间。我一开始就去楼上参观圣像收藏是明智的。在这幢矮房子的第二层，圣像被安放在一个个美观、明亮的房间里。藏品的主人还健在。革命没有给他的博物馆带来什么变化，尽管被没收了财产，（但）他仍然是馆长。这位奥斯特罗乌霍夫是个画家，从四十年前开始收购藏品。他曾是个千万富翁，周游过世界，最后打算转而收藏早期的俄罗斯木雕，正值其时却爆发了战争。他的藏品中最古老的一件是一幅画在木板上的拜占庭时期的圣徒蜡像，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纪。大部分画作产生于十五六世纪。我在导游的指点下了解了斯特罗加诺夫画派和诺夫哥罗德画派之间的主要区别，还听到了一些关于圣像的讲解。我第一次留意到，在这些圣像上经常出现死神在十字架脚下被战胜的寓言。黑色的背景上（像是泥泞的水坑里的倒影）画着一个骷髅。几天后，我又在历史博物馆的圣像馆藏中见识了另一些独特的圣像。那是些刑具的静物画，刑具摆放在圣坛周围；圣坛上，在一块鲜亮的粉色画布上，化作鸽子的圣灵正在漫步。还有两个可怕的假面人，头顶光环，站在基督身旁：显然是和基督一起被钉上十字架，进了天堂的强盗。另一个经常出现的画面——三位天使在用餐，其前景总是屠宰羔羊的场景，很小，同时却像徽章似的醒目——我不甚理解。令我完全无法理解的当然是那些传奇绘画的题材。我从冰冷的楼上回到楼下时，壁炉里已生起了火，很少的几位工作人员围坐在那里打发周日上午的时间。我真想留下来，却不得不冒着严寒而去。从电报局——我是在那儿下的车——到无产阶级文化剧院这最后一程真叫可怕。然后，我就在剧院大厅站了一个小时，而我的等待完全白费了。几天以后我听说，格内丁之前就在那同一个地方等着我。简直无法解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要说我，当时是筋疲力尽，又不善于记住别人的长相，他穿着大衣戴着帽子，我没有认出他来倒也可以想象，而他竟然也和我一样，这听起来就令人难以置信了。当时，我就坐车回去了，原本打算去那家我们在周日经常光顾的地窖餐馆吃饭，却坐过了站，最后感到非常疲惫，宁可放弃吃午饭也不愿意再步行前往了。不过后来，我在凯旋广场鼓足了勇气，推开了一家我不认识的餐馆的门。店家看起来很好客，我要的饭菜也不错，只是那味道和我们周日常吃的那种就没法比了。在去阿丝雅那里前，我有较长的时间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我刚进她房间，她就对我说赖希病了，我并不感到意外。前一天晚上他就没有去我那里，而是住在阿丝雅的疗养院同伴的家里。他正卧病在床，阿丝雅和玛尼娅过了没多久就去看他了。我和她们在疗养院的门口分手。这时，阿丝雅问我晚上有什么打算。“没什么，”我说，“在家里待着。”她没有回答。我去找巴塞基。他不在，留了张条请我等他。这正合我意，我坐在沙发椅上，背对着近旁的炉火，叫人给我上了茶，翻阅着德语杂志。过了一个小时，他来了。不过，他让我整晚都留下。我思来想去，心情很不平静。一方面，还有一位客人要来，我很想知道这一晚会是什么情形；另一方面，巴塞基正打算给我提供一些关于俄国电影的有用的信息。最后，我还期待着一顿晚餐。（这一期待后来落空了。）想让人转告阿丝雅我待在巴塞基家，电话却打不通，疗养院里没人接电话。最后，打发了一个人去报信，我担心此人去迟了，其实我并不知道阿丝雅是否愿意去我那里。第二天她告诉我，她是打算要去的。不过，她总算及时收到了信。信上写道：“亲爱的阿丝雅，今晚我在巴塞基家。明天四点我去你那里。瓦尔特。”一开始我把“晚上”和“在”（abendsbei）这两个词写在一块儿了，随后又在当中画了一道斜杠把它们分开。结果，阿丝雅一开始还以为我写的是“今晚我有空”（abendsfrei）。——后来，来了一位克罗内克尔博士，此人是此地一家大型俄罗斯与奥地利合资公司的奥地利代表。我从巴塞基那里听说，此人是社会民主党人士。不过，他显得很聪明，游历过不少地方，说话实事求是。我们聊到了毒气战，我的观点给他俩留下了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