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几乎事事都不顺利。上午十一点左右我到了巴塞基那里，没料到他居然已经醒了，正在工作。不过，我照样还是免不了要等。这回是因为他的邮件不知道放哪儿了，等到找到时已经耽误了至少半个小时。接着还要等他打完字，期间他像平常一样给我看了一些最新的社论的手稿。总而言之，离境手续原本就很麻烦，再加上这样的办理方式就更费事了。这几天来我得出了结论，格内丁让我在莫斯科将行李报关简直是个馊主意。他的建议使我深陷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与刁难之中，想到他时，那条往日出行的座右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我深有感触：决不要把不请自说的人的建议当回事。当然还要补充说明一个实际经验，即你既然已经（和我一样）把自己的事情托付于人，你就得严格按照人家的建议办事。可是，就在我离境前的最后那个关键的日子，巴塞基却把我撂下不管了，致使我费了好一番周折才于2月1日，就在我离境的几个小时前，和他给我安排的仆从一起办妥了行李的托运。这天上午几乎一事无成。我们去民警机关取了我的护照和出境签证。我直到后来才想起这天是周六，海关不可能在一点以后还办公，但为时已晚。当我们最终到达“人民外交委员会”时，时间已过两点。因为我们沿着彼得罗夫卡大街一路悠然地走着，接着还去了波修瓦大剧院的行政大楼，通过巴塞基的介绍他们答应给我周日的芭蕾舞票，最后还去了趟国家银行。当我们两点半左右终于到达卡兰切夫斯卡娅广场时，被告知海关官员们刚刚离开。我和巴塞基一起坐上了一辆小汽车，让司机在一个公交车站把我放下，我要坐车去拉赫林家。我们约好了两点半由我去接她，和她一起去列宁山。她和阿丝雅在家。我弄到了芭蕾舞票的消息并没有像我所期待的那样令阿丝雅感到开心。她说，要能弄到周一的票才好。周一大剧院将上演《钦差大臣》。上午办事不顺利使我既疲惫又恼火，我懒得理睬她。这期间，拉赫林邀请我散步回来后在她家吃饭。我答应了，并确认了阿丝雅到时候也还在。可是，这次散步的情况是这样的：在住所附近，我们眼看着一辆电车从眼皮子底下经过。我们便朝着革命广场的方向走去——也许拉赫林是想去那里等车，因为那里的线路要多一些。可我不知道。走几步路我倒不觉得累，只是与她交谈起来很费劲，稀里糊涂，似懂非懂，充满了误解。当她问我是否敢跳上一辆正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有轨电车时，我疲惫无力地回答说“好吧”。这其实是我的错，是我让她注意那辆车的，否则，她肯定没看到。她踏上了车厢的平台，车子随即就加快了速度，我就在她旁边追着车子跑了几步，却没有跳上去。她冲着我喊道：“我在那里等您！”我于是慢慢地穿过红场，朝着广场中央的有轨电车站走去。她肯定只在那里等了我一会儿工夫，因为等我到那里时她已不在了。事后才知道，她其实就在附近四下里找我。当时，我就站在那里，搞不明白她可能会在什么地方。最后，我把她冲着我喊的话理解成她会在有轨电车的终点站等我，于是，我登上了那条线路的下一班车，坐了大概半个小时，线路相当直，穿过位于莫斯科河对岸的城区，直到终点站。也许，我在内心深处是有意要独自出行的。事实情况是：与拉赫林一起出行，不管她要带我去什么地方，我都可能会觉得没那么惬意，会很累。而此刻，我迫不得已且几乎漫无目的地穿行于这座城市的一个全然陌生的区域，倒感到十分愉快。直到现在我才发现莫斯科的一些郊区与那不勒斯的港口街巷是多么相似。我还看到了庞大的莫斯科无线电发射塔，其形状与我在别处见过的都不同。在有轨电车途经的公路右侧不时出现几座庄园，左侧则是些堆栈和小屋，其余大都是空阔的田野。莫斯科所具有的乡村气息在这些郊外的马路上突然毫无掩饰地、清楚而绝对地涌现出来。或许也没有哪个城市会像莫斯科这样有着如村野般没有定形的，仿佛始终被消解在恶劣的天气、融化的冰雪或雨水里的开阔的场地了。就在这么一片不属于城区却也算不上乡村的旷野，道路止于一家小客栈门前。拉赫林当然不在那里。我即刻坐车返回，只剩下回家的力气了，就没有应邀去她那里吃饭。我没吃午饭，只吃了几块华夫饼。我刚到家，拉赫林就打来电话。我毫无理由地对她恶声恶气，采取着守势，因此，当听到她言语友善、忍让时，我倍感惊喜、舒坦。从她的话里我首先明白了她不想在阿丝雅面前让这件事显得过于可笑。不过，我还是拒绝了立刻去她那里吃饭的请求。我太累了。我们约定，我七点再去。最令我感到惊喜的是那里只有我、阿丝雅和她三个人。我已记不清我们谈了些什么，只能回想起我离开时——拉赫林先走出了房门——，阿丝雅给了我一个飞吻。接着，我想在阿尔巴特广场找家饭店吃点热的东西，却是白费劲。我要的是汤，人家却给我上了两小片奶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