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补记一些关于莫斯科的情况，这是我回到柏林后才领悟到的（我在柏林自2月5日起陆续把这些日记写完，从1月29日记起）。对来自莫斯科的人来说，柏林是座死城。街上的行人个个形单影只，人人都与他人保持着极远的距离，孤零零地置身于宽阔的大街上。此外：当我从动物园火车站乘车去格鲁纳瓦尔特区时，我发现那个我所必经的地区像是被擦过、被刷过了似的，显得过于干净、过于舒适。城市及其居民的形象也是人们精神状况的写照：我看待这一切时所获得的新眼光，是俄国之行的最不容置疑的成果。尽管我对俄国的了解还是少之又少，但我所学到的是，凭着对俄国情况的有意识的了解来观察和评价欧洲。这是一个明智的欧洲人在俄国的首要任务。因此，从另一方面来看，对外国来访者而言，在俄国的逗留就是一块精确的试金石。每个人都被迫选择并准确表明他的立场。总的来说，在俄罗斯的经历越偏狭、越私人化且与俄国的社会生活越不合拍的话，就越容易产生各种草率的理论。谁若是深入地去了解俄国的情况，就不会立刻感到触及了抽象的概念，相反，抽象的概念却很容易进入欧洲人的脑海。——在我于莫斯科逗留的最后几天，我觉得街上似乎又多了些出售彩纸工艺品的蒙古商贩。我看到一名男子——不是蒙古人，是个俄国人——除了卖篮子还卖蜡光纸做的小笼子，笼子里关着纸做的小鸟。不过，我也看到了一只真正的白色鹦鹉：在米亚斯尼茨卡娅大街，它蹲在一只篮子上，一个女人在篮子里放了白色的棉麻织物，正在向路人兜售。——我还在别处的街头看到过卖儿童秋千的。那种常在大城市里传播令人难以抗拒之忧伤的钟声，在莫斯科几乎听不见。这一点也是我回来后才意识到并学着去爱那钟声的。——我到达亚洛斯拉夫斯基火车站时，阿丝雅已经在那里了。我迟到了，因为周日早上没有巴士，我只得等了一刻钟的有轨电车。已经没有时间吃早饭了。白天，至少上午，是在心情抑郁中度过的。直到从疗养院回来的路上我才好好享受了一番乘坐雪橇的快乐。天气很暖和，太阳在我们背后。当我把手放在阿丝雅的背上时，甚至能感觉到阳光的温暖。给我们驾雪橇的车夫是常给赖希驾雪橇的那人的儿子。这一次我得知，沿途经过的那些迷人的小房子并非别墅，而是富裕的农家。一路上阿丝雅非常开心，正因此，到达目的地后，她很是依依不舍。温暖的阳光下，孩子们在屋外融化的雪地里玩耍，达佳不在他们中间。他们去屋里喊她。达佳的脸上泪痕未干，她穿着破旧的鞋袜，几乎光着脚走下石阶来到大厅。原来，她没有收到寄给她的一包袜子，而且，在过去的十四天里，根本没有人照料过她。阿丝雅情绪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也没法去和医生交涉，尽管她有此打算。她几乎由始至终都挨着达佳坐在大厅里的一张木椅子上，绝望地为她缝补着鞋袜。不过，她后来又责怪自己去补那鞋子。那双便鞋已破旧不堪，无法为孩子保暖。她担心，他们还会让达佳穿上这双破鞋子，而不让她穿像样的鞋子或毡靴走路。我们原本打算和达佳一起坐雪橇去转悠五分钟，却没能去成。其他来探望的人都已走了很久，我们是最后的两个。阿丝雅还坐在那里缝着，有人来喊达佳去吃饭。我们离开了；阿丝雅绝望至极。我们到达火车站时，一列火车刚开走没几分钟，我们不得不等了几乎整整一个小时。我们就玩了好久“坐哪里”的游戏。阿丝雅坚持要坐在一个我根本无法落座的地方。待到她最后让步时，我却又固执起来，坚持待在选定的位置不动。我们点了鸡蛋、火腿，还要了茶。返回途中，我谈起了伊列什的剧作让我想到的一个戏剧素材：将革命时期运送物资的故事（比如说给囚犯的给养）搬上舞台。下了火车，我们坐雪橇去赖希那里。他已搬入新的住所。阿丝雅也于次日搬了进去。我们在楼上待了很久，等着吃饭。赖希又向我问起了那篇关于人文主义的文章，我对他解释说，在我看来，人们应该特别注意一点，即文人与学者这两个原先统一的类型——至少被统一为学者这一身份——的分道扬镳恰与资产阶级获得真正的胜利而文人的地位日益下降的事实同时发生。可以确定的是：在革命的准备时期，在那些最有影响力的文人身上，学者与诗人的身份至少是各占一半。的确，学者的身份甚至有可能占得比重更大。我开始觉得背疼了起来。我在莫斯科的最后几天，不断地受到背疼的侵扰。终于等来了饭菜，是女邻居送来的。非常可口。饭后，我和阿丝雅离开了，我们先各自回去，约好晚上看芭蕾时碰头。从一个醉鬼身边走过，他倒在大街上，抽着烟。我把阿丝雅送上电车，然后自己坐车回旅馆。在旅馆房里，我看到了戏票。晚上有斯特拉文斯基的《木偶的命运》和《精灵》——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作曲家的芭蕾舞剧，还有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西班牙随想曲》。我很早就到了，在大厅里等着阿丝雅，想到这是我在莫斯科能与她单独说说话的最后一晚，我只希望能与她早早地坐进剧场，长久地等待幕布的开启。阿丝雅来晚了，不过我们尚能及时找到位子落座。我俩身后坐着几个德国人。在我们一排有一对日本夫妇带着两个女儿，小姑娘们的头发黑得发亮，梳着日本式的发辫。我们坐在距离舞台的第七排。在第二部芭蕾舞剧中，著名的、现已上了年纪的芭蕾舞女演员盖尔泽登上了舞台，阿丝雅在奥廖尔时就认识她。《精灵》是一部相当可笑的芭蕾舞剧，却很能体现这家剧院惯有的风格。这也许是尼古拉一世时期的作品。观看时所获得的娱乐像极了游行队伍给人带来的消遣。最后是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芭蕾舞剧，造作至极，一阵风似的就演完了。有两次休息的时间。第一次休息时我和阿丝雅分开了，想去剧院门口拿一张节目单。返回时我看到她正和一个男人站在墙边说话。当我后来听阿丝雅说那人就是克诺林时，我惶恐地对自己说，我那么盯着他看真是太不要脸了。他总是执意称阿丝雅为“你”，弄得阿丝雅没办法，只得也以“你”相称。他问阿丝雅是不是一个人来的剧院，阿丝雅告诉他不是，她是和柏林的一位记者一起来的。她曾经向他提起过我。这晚，阿丝雅穿着新裙子，是用我送她的布料做的。她肩上围着黄色的披肩，是我从罗马带到里加去送给她的那条。她的脸上部分由于天生部分由于生病以及这天所受的刺激而呈现出一种黄色，没有一点儿血色。所以，她的整个外表是由三种十分接近的色调构成的。看完演出后，我只剩下与她商量第二天晚上该如何安排的时间了。假如我真的要去特洛伊察郊游的话，我肯定一整天都不在，因此，就只剩下晚上的时间。而她不想出门，因为她打算第三天一早再坐车去看达佳。于是，我们说定，晚上我一定去找她。就连这也是在匆忙中商定的。还在说话的时候，阿丝雅就想跳上一辆电车，不过又放弃了。我们站在剧院广场上的人潮里。对她的不满与对她的爱意在我的内心如疾风般剧烈地翻腾。最后，我俩互道再见，她已站上了电车的平台，我则留在原地，犹豫着是否该随她跳上车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