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号我预订了返程的车票，由此，我已不可更改地定于2月1日离境。不过，最后必须要将行李报关。于是，我按照约定于七点三刻到了巴塞基家，以便能与他及时到达海关，并且还能赶上十点钟的火车。事实上，火车要到十点半才开。不过，我们没能及时了解情况，因此，没能充分利用这多出来的半个小时。不过，幸亏有这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最终才得以去特洛伊察郊游。因为，要是火车真的是十点钟发车的话，我们压根儿就赶不上。办理海关手续非常拖沓，真是折磨人，而且当天还没办完。我当然还得付车钱。这整个儿就是白忙活一场，因为人家根本没在意那些玩具，我想，边境上的情况肯定也与这里差不多。那名仆从也一起去了海关，他要在那里取我的护照，随即还要坐车去波兰领馆取我的签证。总之：我们不仅赶上了那趟火车，而且还在车厢里等了二十分钟才开车。不过，我不无气恼地对自己说，我们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把报关手续办完的。不过，因为巴塞基已经怒不可遏了，我只好不露声色。一路上枯燥乏味。我忘了带些东西来读，睡了一段时间。两小时后我们到达了。我还没提想在那里买些玩具。我怕他失去耐心。可这时我发现，我们一开始经过的就是一个玩具仓库。我连忙开了口，却没法说动他马上和我一起到仓库里去。我们的眼前是一个庞大的堡垒似的修道院建筑群，地势略高。这一景象远比我所估计的要宏伟得多。其用于城市自卫的封闭性可能会令人想起阿西西的寺院，而我最先想到的却是达豪，很奇怪。在达豪，教堂坐落在高山上，俨然耸立于城市之巅的王冠，就像此地连绵的房屋中央耸立着一座大教堂的情形一样。这天的街头一片死寂：修道院山脚下那一字排开的许多裁缝店、钟表店、面包房和鞋匠铺都关着门。这里也正是冬日里最美好、最温暖的天气，只是看不到太阳。看到了那个玩具仓库，我就想在这里买些新的玩具，这成了我的首要愿望，以至于我都没有耐心好好参观那些修道院里的珍藏。我和我自己所痛恨的那种游客成了一个德性。相形之下，我们的导游倒是非常热情。他就是这座由修道院演变而来的博物馆的馆长。我的急不可耐自然还有其他原因。大多数的房间里冰冷刺骨，我很可能就是在这一个小时的参观过程中着了凉，患了重感冒，及至回到柏林，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博物馆各个房间的玻璃匣里珍藏着一件件珍贵的织物、金银器皿、手稿和祈祷用品。一位仆从走在我们前面，为我们揭去蒙在玻璃匣上的罩布。最终，这些无穷无尽的珍宝叫人看得简直有些麻木了，它们甚至挑起了参观者的一种残忍的心理。此外，这些宝贝的真正的艺术价值往往只有非常专业的内行才能识辨得出。巴塞基却是意犹未尽，他想饱览“一切”，要把能看的一网打尽。他甚至让人带他去了墓室，玻璃棺椁里躺着修道院的创建人圣谢尔盖的骸骨。我无法一一列举所看到的一切，哪怕只是不完整地说出部分。鲁布洛夫的那幅名画依墙而立，此画已然成了这座修道院的标志。后来，我们在参观大教堂时就看到原先悬挂这幅圣像的地方现在已经空了。为了使圣像得到更好的保存，它被人从那里移走了。大教堂的壁画正遭受着严重的威胁。由于没有使用中央供暖设施，到了春天，墙壁就会突然升温，于是，就形成了裂缝，湿气就从裂缝里渗透进来。在一个壁柜里，我看到了一件巨大的、镀了金的金属外罩，周身镶嵌着不计其数的宝石，这是后来有人捐赠给鲁布洛夫的圣像的。外罩上，天使们的身体唯一没有被装饰的是那些没有衣物遮蔽的地方，即脸和手。其余部位都镀了一层厚厚的金箔。把模板罩在画面上时，天使的脖子和手臂看上去就像被压进了沉重的铁链，有点儿像戴着枷锁受刑的中国犯人。我们的参观结束于导游的房间。这位老者结过婚，因为他把房里墙上挂着的妻女的画像指给我们看了。现在，他独自居住在这间宽敞、明亮的僧侣房内，与外界并非全然隔绝，因为有许多外国人会来参观这座修道院。一张小桌子上放着一包刚刚拆开的学术书籍，是从英国寄来的。这里也需要在留言簿上签名。看来，这一习俗在俄国的资产阶级中间保持的时间比这里还要长，至少，倘若我能由此得出结论的话，在希克家他也给我递上了这么一本簿子要求我签名。——修道院本身的建筑雄伟壮观，远胜于里面所有的一切。踏上这片四周为防御设施所包围的开阔的场地前，我们在修道院的大门口停下了脚步。大门的左、右两侧各有一块青铜板，上面铭刻着该修道院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庭院中央耸立着一座洛可可风格的粉黄色教堂，周遭围着些低矮的老房子，鲍里斯·戈杜诺夫的陵寝就在其中。与这座教堂相比，那些长排的生产与生活用房显得更简朴、更美观，它们呈矩形布局，分布在这片开阔的大场地的四周。其中，最漂亮的要数那幢彩色的大斋堂。透过斋堂里的窗户往外看，既能看到这空旷的广场，又能看到一个个竖井以及墙间的条条通道，好一座堡垒状的石墙迷宫。这里曾经还有过一条地下通道。在一次围困中，两位僧侣为了拯救修道院，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把地下通道炸毁了。我们在一家位于修道院入口处斜对面的餐馆吃了饭，要了开胃小菜、伏特加、汤和肉。几间大餐室里都是人，有地道的俄罗斯乡下人，还有从小城市来的人——不久前刚刚宣布谢尔盖耶夫成为一个市。我们正吃着饭，来了一个商贩，卖的是铁丝框架。那些框架能瞬时从一个灯罩变成一个盘子或水果篮，易如反掌。巴塞基认为这是克罗地亚人玩儿的手艺，而当我看到这种难看的把戏时，我觉得心里涌起了一个非常久远的记忆。我小时候，我父亲肯定在某个避暑地（也许是在弗罗伊登施塔特？）买过类似的玩意儿。吃饭的时候，巴塞基从侍者那里打听到了玩具商人的地址，我们随即就出发了。可是，我们还没走上十分钟，巴塞基去问了一下路，得到的简短答复令我们不得不往回走，正巧旁边有一架空雪橇驶过，我们就坐了上去。饭后走路让我感到很累，我就懒得去问到底为什么要返回。看样子，能确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我们最有可能在火车站附近的仓库里实现我的愿望。那两间仓库彼此紧挨着。第一间里放着木头玩具。我们进去的时候，他们把灯打开了，因为天色已暗。正如我所料想的那样，一个堆满了木头玩具的仓库不可能向我展现多少新鲜的玩意儿。我买了几样，与其说是我自愿的，倒不如说是巴塞基怂恿的。不过，我现在却很高兴这么做了。我们在这里也浪费了时间，我不得不等了好久，他们才去附近把一张十卢布的钱换开来。之后，我就不安地期待着去看那个纸玩具仓库。我担心那里也许已经关门了。情况并非如此。只是，当我们兴高采烈地到了那里时，屋子里面已经很黑了，而仓库里面却没有任何照明。我们只得凭着运气站在架子上摸来摸去。我不时擦亮一根火柴。就这样，我到手了一些非常漂亮的东西。要不是这样的话，我兴许就得不到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当然没法让那人明白我要找的是什么。当我俩最终坐上雪橇时，每人手里都有两个大包裹——除此之外，巴塞基还有一大堆从修道院买来的小册子，他要弄些材料来写篇文章。火车站的餐厅里灯光昏暗，我们又要了茶和小点以打发漫长的等待时间。我很累，开始觉得有些不舒服。这不免令我忧惧起来，因为我想到我在莫斯科还有很多事情要办。返程途中的情景很有意思。车厢里点着一盏灯，半路上灯里的蜡烛被人偷了。离我们的座位不远有一个铁皮炉子。大块大块的木头胡乱地躺在长椅下面。不时会有一名工作人员走到一张座位旁，掀起座位，从敞开着的类似箱子的容器里拿接下来要用的燃料。八点钟我们到了莫斯科。这是我在莫斯科的最后一晚，巴塞基叫了一辆小汽车。我让司机在我住的旅馆门口停一下，我得先把买来的玩具放下，还得急急忙忙地把一小时后要带给赖希的手稿拿上。在巴塞基家，向他的仆从交代了很长时间，我说好十一点半左右去接他。随即，我坐上电车去赖希家，所幸猜对了该在哪一站下车，比预期的时间早到了。我其实很想坐雪橇去，却不可能：因为我既不知道赖希家所在的那条街的名字，也没有在地图上找到他家旁边的那个广场。阿丝雅已经睡下了。她说，她等了我好久，已不再指望我会来了。要不然，她很想和我马上出门，带我去看一家她偶然走进的下等酒吧，就在附近。不远处还有一家浴室。她是在走错了路的情况下才发现这些地方的，她好不容易穿过了一个个院落和一条条小巷才找回家。赖希也在房里，他渐渐留起了胡子。我实在累极了，阿丝雅又像往常那样问一些神经兮兮的问题（比如她的小海绵什么的），我明确向她强调我很累，态度也就变得粗暴起来。好在这样的情况很快就过去了。我尽可能简洁地说了说我去郊游的情况。接着就是委托我回柏林后要办的事：给各种各样的熟人打电话。赖希后来出去了，留下我和阿丝雅单独待了一会儿，他去听广播里转播的、在大剧院上演的《钦差大臣》，由契诃夫主演。第二天早晨，阿丝雅要坐车去看达佳，我料想在我离开前肯定见不到她了。我吻了她。赖希进来后，阿丝雅就去隔壁房间听广播。我没有再待很久。不过，我离开前还给他们看了我从修道院带回来的明信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