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由王吉民和伍连德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第一部英文医学史著作《中国医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由上海辞书出版社重新影印出版，当今医界的权威学者韩启德在该书的再版序言中写道：虽然从读书到工作，几十年间我都没有离开过医学领域，然而真正关注医学史，却是晚近之事。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我开始研究传染病的历史，之后对医学史兴趣日浓。通过研究医学史，我对医学的本质以及发展规律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深刻地感受到当前医学与人文日益脱离的趋势，这就更让我坚定了医学应当回归人文的理念。[1]
十年前那场震动世界的“非典”疫情，有如一面镜子，不仅展现了中国社会的道德力量和合作精神，也照出了种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亡羊补牢，未为晚也”，“非典”的肆虐诚然是中国人民乃至人类的不幸，不过中国社会能借此对以往存在的诸多问题展开反省并有所弥补，亦不失为不幸之幸。“非典”的肆虐，能让韩启德这样的临床医学权威进一步切身地感受到医学人文的重要，并开始反省以往医学教育中这方面的缺失，对于我们这样从事人文研究的学者乃至全社会来说，自然属于值得期待的“不幸之幸”。“非典”的流行自然而然地让全社会感受到了医疗卫生的重要，认识到了“人民的健康也是硬道理”，但若我们还只是将疾病仅仅看作“生物性事件”，将医学仅仅视为科学与技术，那么无论国家如何投入，专业人士怎样努力，医学恐怕都无法最大限度地发挥增益民众健康与幸福的功效，甚且还有可能制造“病痛”和苦难。
对医学人文的关注，自然就会涉及医学的历史，医学史尽管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但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它在国内学术界一直只是医学界自身的专史，很少受到历史学者的注目。不过随着国内社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开展，以及国际学术思潮影响的日渐加深，从20世纪末开始，这一情况逐渐有所变动。本书的撰著和出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不过巧合的是，十年前，本书出版之时，正逢“非典”的肆虐之际，际会风云，让原本甚少受到社会关注的纯学术著作，顿时“火”了起来，不仅本书的一些评介频频出现在一些主流媒体之中[2]，就连一向待在象牙塔中的笔者，也需不时面对记者和出版人的“眷顾”。毋庸讳言，对于本书来说，“非典”的肆虐实在是另一种“不幸之幸”。不过，这样的“火”，并不是以学术为志业的笔者所在意和期待的，坦率地说，当时的广受关注和种种好评，似乎并没有让自己真正感到兴奋，相反，在当时以及此后的一段时间内，还因感到自己的研究并未能在本书的基础上取得明显的突破而内心颇感焦虑，直到找到新的可能突破的研究方向，才渐渐释怀。不过我依然将其视为“不幸之幸”，因为这一事件，毫无疑问，促动了学界和社会对疾病、医疗以及其历史的关注和投入。2002年9月，我在本书的后记中写道：“在疾病医疗社会史领域中，本书只是一个初学者的探索和尝试，不免稚嫩和粗浅，但我仍真诚地（或许也是天真地）对她抱有期待，期待她能引起学界对该领域多一些关注和投入。”这样的期待，现在看来，似已成为现实，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则不能不说应归功于这一不幸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