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区人们的社会生活习俗必然受到该地区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不过，它一旦形成，则又会单独发挥作用。现代的医学和传染病学著作，一般都把社会习俗视为某地疾疫分布的因素之一。[38]
（一）用水及相关习俗
习俗对瘟疫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清代江南来说，首先是用水及相关习俗。上文已经谈到，江南温暖湿润、水网密布的环境特别有利于清代江南有关肠道传染病的爆发、流行，实际上，不仅如此，江南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生活习惯，更使水在传播疫病时意义重大。这些生活习惯包括厕所简陋、在河水中洗涮马桶甚至倾倒粪便和以河水为生活用水等。
这方面的情况，当时的记载较少，不过从当今江南农村的状况和此前的一些记载中可见一斑。共和国成立之初，出身广东的张国高来到江南的城乡后，便对这里有利于疫病传播的环境颇感惊诧，其中对厕所之简陋就印象尤其深刻，他说：
我到乡间，生活上感觉最不习惯的要算大便这件事了……无论乡间或镇上，可以说没有一处的厕所不是很简陋与龌龊的，破篷烂席就当墙围绕，一个不大的粪缸不是满满的，便是屎尿**漾，坐在装在粪缸前面的木架或蹲在两条湿滑的薄板上大便的时候，总得要提心吊胆！晴天的时候，已然如此，遇到雨天，更觉难堪！[39]
这一点，从苏州人流传已久的“五步一池（粪池），十步一楼（厕所人称一步楼）”的说法亦可得到印证。而且这些厕所不少就建在河边，“由于平时不断地渗漏，已将水源污染，假如遇到河水涨升，满缸的粪便就全部流入河中了”[40]。人的粪便一直是中国农业生产的重要的肥料来源，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随着农业和桑、棉等经济作物种植业的扩展，对肥料的需求急剧增长，粪的身价也日趋高涨，甚至出现了“粪便即金钱”的说法。[41]所以，农民肯定不会轻易将粪便倒入河中，而城里之粪便也都有专人收集并运到乡下出售。在清代，这已成了专门的产业——壅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苏州一份《肥壅业商人的禀呈》透露，壅业商人各有专门划定的收集粪便的地段，这些“祖遗粪段，世代相传，自国初迄今，相安无异”[42]。说明这种状况清初已然。嘉庆时，昭文的吴熊光在与皇上谈话时也说：“（苏州）城中河道逼仄，粪船拥挤，何足言风景？”[43]这里所说的粪船，显然就是壅业商人的运粪船。粪船在河中来回穿梭，船身摇晃，自然难保粪便不泼漏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