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对这一课题的最初兴趣是在资料的阅读中产生的。近些年来，我一直从事明清江南区域社会史、特别是清代江南社会救济史的学习和研究。在此过程中，我翻阅了不少有关清代江南的方志、文集和笔记，资料中不时出现的有关瘟疫的记载逐渐引起了我朦胧的关注，并让我感到疑问，在当时的史志中，瘟疫均和水旱等灾害一起归在“灾异”或“祥异”这样的条目下，既然同属灾异，为什么在灾荒史和社会救济史的研究中，人们总是较多地关注水、旱、虫等天灾，而很少注意到疫灾？稍做探索便发现，问题可能并不复杂：首先，史料相对不足而且零散，搜集较为困难；其次，由于资料较少，人们可能也就自然地认为在众多的灾荒中，疫灾并不重要；最后，当时的政府，也未能像对待水、旱等其他自然灾害那样，建立一套完整的救济制度，使得社会救济史学者对瘟疫的忽视变得理所应当。
答案虽是很快找到了，但这样的答案并没能消弭我对瘟疫的牵念，相反却使我产生了更大的困惑。因为在随后的文献阅读中，我发现，不仅是现在史学研究中，就是在当时的文献资料中——包括官书（如《清实录》、《清史稿》）、地方文献（如方志）和个人文献（如文集、笔记）等，直接关于瘟疫的记载亦属少见。这似乎表明，无论是在今人还是在时人的观念中，瘟疫仿佛都是无关宏旨而不值得大书特书的细事。情况果真如此吗？结合对现实和历史的观察与思考，我甚感怀疑。似乎隐约感觉到，在历史上，很多事情的缺乏记载，可能是因为人们习以为常，而并不一定说明它重要与否。正当此时，我读到了业师冯尔康教授刚刚写完的长文《拓宽·深化·综合·探索——浅论当前的社会史研究》，他在对近年来社会史研究所做的高屋建瓴式的总结中，以相当赞赏的笔触介绍了我国台湾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人群生命史”研究，我眼前不禁为之一亮，颇有种豁然开朗之感。台湾学者刚刚开始的从社会史的角度对历史上直接关乎人类生命的疾病、医疗状况的开掘和重新阐释，不仅让我看到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广阔前景，也彻底打消了我因缺乏专业医学知识而产生的畏难情绪，极大地激发了我的探索欲望和研究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