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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聪明反被聪明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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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不当,调度乖方,使保皇会的筹备工作大都停留于口头纸面,这是始终筹而不举的真正原因。然而,康有为一味虚张声势,自高身价,外借勤王军威鼓动捐款,内以财源茂盛招诱群豪。在毫无头绪的情况下,他妄称:“内地已有兵七十余万,新安廿余万,台湾万余人(百战之兵),南关万余,湖南廿余万人,长江各省卅余万,勤王之举,汲汲欲行。”“所以待之者,专待饷耳。”呼吁美洲华侨捐款“千数百万”[1]。梁启超对其“常作大言”,吹嘘“在外得金几何,拥兵几何”的做法极为不满,认为“徒使人见轻耳”,劝以“权术不可不用,然不可多用也”[2]。

但梁启超自己也不能洁身自好,他让澳门总局多致函各埠,“于筹款聚众两事,不妨稍铺张扬厉也”[3]。此风相沿成习,同门之间照样浮夸谎报。如康有为以“介、闲、勉合成一军”,应对梁启超关于粤事的询问,而当时徐勤尚未返港,陈士廉则滞留北京,“其所谓军者,必仍是识想所构造而已”,“实未有人也”[4]。后来徐勤三次就粤事答复梁启超,都说:“百事俱备,只欠东风。”梁直言不讳地批道:“弟窃疑其夸也。”“今东风固欠,而百事之未备者亦正多也。”从康有为的两次复函看,广东方面连最起码的购械运货之事“尚全无布置”[5],的确“去事尚远”[6]。

虚张声势的结果,虽得进款聚人之利,也令广大华侨的期望值与江湖豪强的贪欲心同步增长,大大超过保皇会的负荷力。华侨以捐款将个人利害与祖国安危相联系,“其数虽微,然其望则厚”,视勤王成败为民族存亡的关键。这种“捐钱则不能多,责望则极其大”[7]的局面,令保皇会势成骑虎。梁启超担忧:“今海外之人,皆以此大事望我辈,信我辈之必成,而岂知按其实际,曾无一毫把握,将来何以谢天下哉?”“我若做事不成,犹有词以谢彼。我若无事可做,更何面目复见江东父老乎?”[8]5月以前,华侨对勤王运动进展迟缓已有怨言,保皇会解释道:“今所以迟迟未发手者,以筹款、选将二者皆极要,而款未甚备,将未得人,故将有所待也。”[9]趁机要求华侨罗致人才,募集巨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