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风云际会，对戊戌后政局早已深怀不满的趋新势力趁机纷纷跃起。经元善的一番话，表达了他们的共同心声：“堂堂中国政府，惑邪启衅，无事自扰，以至宗社为墟，此上下五千年历史所未有，逆藩权奸之肉，其足食乎。此后欲望支那自立图存，全在国民联群一志，并胆同心。舍此外，无可救药之仙丹。”[1]至此，甲午以来兴起的民间救亡运动将清政府从寄望对象中剔除，以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林圭、汪康年等人为轴心，围绕兴中会、保皇会、正气会、自立会及中国议会，形成宗旨、渊源相互交错的派系，在反清变政共识与政见利益分歧的交相作用下，结成既合作共事又角逐争雄的复杂关系。
正如自立军不是保皇会勤王的主力正军一样，自立会也不是保皇会的政治附庸。纵观当时中国政局，以唐才常为代表的长江趋新势力处于反清联合阵营的中枢地位。唐不仅首先提出长江、珠江并举计划，主张大合维新各派，而且广泛结纳湘鄂江淮乃至川豫、皖、赣的维新志士与会党豪强，在革命与保皇两派之外自成一大“革政”势力。保皇会视长江为呼应偏师，唐才常则不自甘偏裨，他在政治上呼吁各派求同存异，组织上坚持联合共举，因而能够独树一帜，赢得普遍支持。正气会、自立会的宗旨与办事方略，既反映出它们外受兴中、保皇两会的牵制影响，内有政见分歧的派别个人，又表达了革新志士的普遍共识。以勤王求自立兴民政，是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凝聚革新势力的政纲。唐才常劝说“孙康两派，亟宜牺牲小异，同力合作，如保皇或排满名词，皆可摒弃”[2]，的确是时势所趋，不应仅仅从革命与保皇两极对立的是非来评价指摘，而要认真考虑其合理性与现实性，特别是促成联合大举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