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自立军未起先败，保皇会的两广谋略草草收场，勤王运动雷声大雨点小。经此一役，康有为以党人“株连死者无算”，“自后不敢言兵”[1]。面对草堂弟子和海外保皇会员的一片言革之声，他顽固地坚持保皇路线，至于如何保救光绪，则除了以“待时听天”[2]为托词外，唯一的实际行动就是暗杀。他致函各地保皇会员，反对分省自立和革命扑满，认为“今日欲得民权、自由，欲保中国自立”，“全在除荣禄、李、崔三大毒，中国即可救矣。吾国人应全力注此，则于此三毒何难去之？乃同人不知办事之法，远言扑流\[满\]而不合力攻荣。今望同志之人尽力设法，去此三毒。而皇上复辟，则全中国真自立，同人有自由之乐矣。若三大毒未除，皇上复辟尤\[犹\]有待，恐为三毒暗算。我同人可不合大群，务以除之以救我皇上乎？”[3]他告诫弟子：“若皇上复辟，则自然而得之，不待兵乎。若必用革命军起，则各省各府各县人人各起，谁肯相下。吾四万万人自相荼毒，外国必借名定乱而入取吾地。”“今四境无事，勤王亦不能起。若圣主犹存，天命尚在，岂可言革。但一荣禄在，除之即可复辟。与荣一人战，抑与全国战，孰为难易乎？不待言矣。”[4]锋芒所向，仍在荣禄。康有为家仇国恨集于一身，声称：“荣禄乎，此在中国则为国贼，在我则为不共戴天之仇。每念幼博辄为心痛，自恨无才无勇不能剸刃之。如言不杀者，吾即以荣禄视之，无论何人不必言此。”[5]
为除大毒，保皇会投入大量人、财、物力。梁启超自1901年5月回到日本，到1903年年初，年余时间，用去万七千余金。其中自用不及三千，其余均用于派人北行、援助张学璟等赴广西运动会党等事。[6]庚子后，邱菽园与康有为绝交，保皇会失去重要财源，加上康坚持不肯言革，谨守保皇二字，在“无一人不言革命”[7]的海外各埠难以开展活动；华侨又风传康门师徒侵吞挪用捐款，使保皇会的募捐活动陷于停顿，财政十分拮据。梁启超倚靠《新民丛报》进款，维持横滨保皇会事务，弥补旧金山《文兴报》和檀香山《新中国报》的亏损，供应康有为日用，“以一人之力而供一党之用”，“为作文字，辄数夜不寝，太过劳苦”，依然入不敷出。其余党人如张学璟等，也因此而“家已破尽”[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