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他先后于1902、1905年两次东渡扶桑。又两遇退学风潮。其中第一次东渡时间虽短，却是他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并对考察当时留日学界的普遍倾向具有典型意义。其自述及海内外的有关著述，对此事的描述颇多可斟酌之处，有必要加以考订。
1.官派还是自费。据胡汉民自称，当时“已绝意于满洲之禄位。欲为人捉刀。得其报酬，为游学费”，因此跑去考了个举人，又于1901年秋（其自传记为1902年）为某氏昆仲捉刀，使之双双中举，结果得六千余金，“而数年谋留学之志愿以遂”[1]。看来似为自费。但参诸别种资料，则未必然。
胡汉民是以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生的名义去日本的。该科的设置，由弘文学院校长嘉纳治五郎在1901年冬游历中国后创议，于1902年春开办，设有六月、八月、九月、一年、一年半等名目。“其各学科之所由名……盖以吾政府派遣学生之文件上所以名吾学生者名之。”纯属因人设事。该校中国留学生批评日方这样做的目的，是“欲援所谓服从主义，夺吾邦之教育界，创设弘文学院，立速成师范以为之招”[2]。速成师范科开始主要以清朝中央及各省官派学生为招收对象。1902年4月，湖南率先派胡元倓等12人东渡进入该科，期限6个月，“每人发给游学费四百元。又发给银五十两，作为赡养家室之费”[3]。随后，湖北、广东、浙江、江苏等省陆续派遣，皆为官费。虽然后来“自费生亦往往厕列其间”[4]，但一般不是成批入学。而胡汉民等一行共20余人，系由两广总督陶模“派赴”日本，期限统一为6个月。临行时，陶模还特派洋务委员沈喜男护送各生至香港乘船。[5]除提前退学者外，这批学生均于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卒业。回到广州后，还要“诣督院禀到”[6]。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属于官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