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社团促使城乡趋新势力结合，使基层社会的趋新势力有了核心旗帜，打破了官绅民的恒定关系，在将近代文明气息传向基层社会的同时，迫使当地各界人士对新事物表明态度，从而推动社会分化组合加速进行。温州瑞安演说会到1903年9月已开常会15次，特别会2次，议事会3次，研究会8次，“于社会颇有影响，然反对者亦颇多，约略分之，共有四派，一曰伪文明派，颇知演说会之有益，而因其非己所办，极力□□□。二曰顽固派，诋演说会为离经叛道，八股时代无之也。三曰浑沌派，谓演说会为耶苏教。四曰无理论派，不知事实与言论之界限，视演说会为行政厅，地方兴一事件，必作揭帖嘲弄演说会”[1]。这样，基层社会成员之间的旧界标开始动摇，依据对新社团及其所办各种事业的不同态度和反映，重新归类分界。
新式社团的组建及其兴利除弊活动，尤其对把持地方权力的绅董的地位以及顽固势力的既得利益构成威胁，引发了进步与保守力量在基层社会的冲突。浙江衢州江山宣讲会演说时，提出“惟有广设学堂，购阅各报”，才能自救，免遭东三省之惨祸，鼓动人们“向县官争回现有之学堂公款，毋任某某盘踞”[2]。黎里镇演说会也因指责中国学堂腐败而触犯原书院董事山长。[3]新旧双方为此展开激烈较量。当时“虽变法诏下，然村学究、乡老儒犹不知何谓时事，何谓新政，遇办学堂开报会事，群出阻力，动多掣肘”[4]。
地方绅董控制着财政大权，“非茸阘无能为，即鱼肉乡里肥己，懦者惜名，富者惜财，语以赛会演剧，则慨解悭囊，语以兴立学校，则去之若将涣焉。”“而无知之徒，或诋笑而排挤之”[5]。他们或者倚仗权势，或者煽动愚民，以各种手段干扰破坏革新事业。鄞城教育会、同里演说会、常州演说会、新会外海阅报会、常州体育会、福州海滨公会、苏州陈墓镇体育会、黎里演说会等，均遭顽固势力的反对。有的散布谣言，诬指演说会为“骂人会”[6]，“甚有谓其下药于茶，令人食之即迷信其宗教云”[7]。有的将“干涉主义告知各会员父兄，使其钤制以施其压力”[8]。有的干脆利用权力，强行封闭会场，禁止借书院庙宇进行演说，并扬言：“书院是我所管辖，岂容他人来演说。”[9]地方官吏一则担心权威动摇，二则害怕聚众滋事，也不断施加压力。嘉兴演说会、长沙旅湘俱乐部、赣学会、荆州图书仪器馆、无锡体育会以及许多学生自治团体，均为官府以会党谋叛、不符章程等罪名封禁破坏，不仅掠夺财物，而且名捕人员。无锡体育会成立时，当局竟指称：“佯言卫生，实则操练兵法，以为将来革命之先声。若不严行正法，恐将来为患匪浅”[10]，下令密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