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戊戌学会及预备立宪以后的社团相比，这一时期的社团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民间性质，很少官方色彩；二是其成员以新知识界为主体，士多绅少，而且绅也主要是与文教新闻事业有关之人，商或与商、官关系密切的绅较少介入。
清代鉴于明末士林结社干预朝政，造成政局动**，党争激烈，因而严禁集会结社。顺治九年、十七年，曾两度下令，规定：“诸生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并制定出严惩重罚律例，“以后再有这等的事，各该学臣即行革黜参奏。如学臣隐徇，事发一体治罪”[1]。此后士林中只有以文会友聚合，远离时政。戊戌维新运动中，维新派冲破禁令，在各地举办了几十个学会，但他们提出兴绅权以伸民权的口号，依靠官绅的政治影响，与清中叶后地方士绅势力抬头的趋势相吻合。不久，政变发生，清廷再度明令严禁党会，大兴党狱。庚子勤王失败，党狱再起。
辛丑以后，清廷虽然恢复新政，却未开放党禁。1904年，商会获得合法地位。此后，绅商的立宪及地方自治团体大量组建，迫使清廷于1909年制定结社集会律，承认其合法性，但对学界结会仍予禁止。绅或绅商大量介入社团组织活动，既反映了自身实力的增长，又与当朝执政态度政策的张弛密切相关。而1901—1904年间出现的新式社团，并未得到官方许可，而是趁清政府的社会控制相对松动之机，顽强地自我生长，争取生存和发展空间。
由以士为主的开明士绅和学生组成的社团，与得到官方承认或鼓励，以绅商或绅为主体的社团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首先，前者侧重于自由平等的理想追求，而后者侧重于实际利益与权力的争夺控制。因此前者以输入文明、培育国民为主要目标，大都从事教育宣传活动，很少介入权力竞争。后者则试图通过结社达到分享权力的目的，不仅继续保持对基层社会权力的垄断，而且借兴民权之名扩张绅权，参与地方乃至中央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