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国内知识界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双方思想上的沟通呼应。1895年后，孙中山虽然身处海外，对国内形势的变化发展和思想潮流的起伏消长一直十分关注，特别是对国内知识界的思想状况，尤为关心，从中汲取有益成分，调整充实和丰富完善其理论，以强化政治纲领的影响号召力。关于双方这方面的交往联系，限于资料，难以全面详尽地再现，不过从种种迹象中，仍然可以找出一些线索。
从1894年创建兴中会起，孙中山就明确宣布，要“创立合众政府”，提出了共和国方案。1895年拜访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时，又表示要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1]1897年与宫崎寅藏笔谈，更断定“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并驳斥一些人所谓“共和政体不适支那之野蛮国”的观点，认为共和制不但适合中国国情，而且有“革命上之便利”[2]。但在很长时期内，其汉语词汇中似乎没有“共和国”这一特定名词。1900年以前，国内知识界对于民主共和思想一般还不能接受，甚至所用名词的概念含义也与后来不尽相同。维新派把“共和”解释为君民共主，上下共和，而以“民权”与“民主（民之主）”相对。
随着新知识群的扩大和民主思想的传播，有关术语概念不断变换，在国民主体观与近代国家政治制度的融合下，“共和”一词中的皇权因素被彻底剔除，成为表达近代中国民主政制的特定符号，为进步知识界普遍接受。1902年11月南洋公学退学风潮中，学生们大声疾呼：“二十世纪举世皆共和，不共和则为鄙夫”，“惟共和能久存于世界，惟共和能深得夫人心”[3]，还将自办的学校称为“共和学校”。中国教育会也自称为“共和的教育会”，决心以共和教育培养共和国民。[4]稍后，邹容在《革命军》中又提出“中华共和国”的概念。正是在民主共和思潮风起云涌的形势下，孙中山将中国知识界流行的“国民”与“共和国”两个概念结合起来，提出“创立民国”的口号。这不仅使革命纲领更为明确完善，而且具有鲜明的民族与时代特征，在宣传上适应了进步知识分子对民主共和观念的理解与表述，从而对国内知识界更具号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