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在国内进步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形象如何，国内外学术界有着相歧相悖的看法。一些学者根据朱和中、章炳麟、吴稚晖等人的某些回忆，认为在当时中国知识人的眼中，孙中山是连字也不识几个的江洋大盗，因而否认其在进步知识界中的地位和影响。对此，须依据史实加以澄清。
孙中山在新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形象，确有一个变化过程。从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到1900年惠州起义，一般说来，包括开通人士在内的士林普遍视之为绿林豪杰式的草莽英雄或反满复汉的义士。当时在武昌上学的刘成禺听钮永建介绍孙中山的活动后说：“此张煌言、朱舜水一流人也。”[1]就连和他当面交谈过的章炳麟也是有褒有贬，认为：“聆其议论，谓不瓜分不足以恢复，可谓卓识。惜其人闪烁不恒，非有实际，盖不能为张角、王仙芝者也。”[2]当然，对孙中山的态度，因人而异，既取决于接触了解的程度，也受制于各自的社会背景与关系。汪康年早在1895年就从梁启超处得知：“孙某非哥中人，度略通西学，愤嫉时变之流。”[3]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后，他借赴日考察报务之机，暗中联络中日民间人士同盟救亡，其间与孙中山有所接触。以后周善培、文廷式等人相继暗访孙中山，表明维新志士将其视为同道盟友。戊戌政变、庚子国乱接踵而至，中国迭遭重创，激进者更对其排满革命宗旨产生共鸣。章炳麟断发退出国会，即对孙中山大加赞誉，诩为“廓清华夏，非斯莫属”[4]。
不过，汪康年等人与孙中山宗旨有异，并不认为孙是拯救中国的适当领袖和革新变政的理想代表。而对国内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学子而言，梁启超仍是首屈一指的精神导师。甚至章炳麟也相信他确有排满革命真心，以孙、梁并重，认为中国“一线生机，惟此二子可望”[5]。至于后来奉孙中山为旗帜领袖的激进青年，这时对他还缺乏了解。1901年吴稚晖到日本时，友人约他往见孙中山，他以为是绿林豪杰，不愿前往。章士钊说：“时海内革命论已风起云涌，但绝少人将此论联系于孙先生。吾之所知于先生，较之秦力山所谓海贼孙文，不多几许。”[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