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争取知识界的重点是留学生，同时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留日归国学生和一些往返于海内外的革命人士，与国内一些重要省区的知识界建立了不同程度的联系。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长期流亡海外，有学者认为，他与国内进步知识界或学生领袖没有多少接触。诚然，由于孙中山不能归国开展活动，难以同国内知识界广泛交往，但双方的联系毕竟存在，而且不断发展，对各自的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孙中山与国内知识界的联系集中在江浙、湖北、广东三个重要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一带，挟近代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地区的优势，成为进步知识人士的荟萃之所和国内学界风潮的发源繁盛之地；湖北省垣武汉号称“东方芝加哥”，洋务新政力开风气之先，兴学留学均跻于全国前列，进步知识界的组织与活动持续活跃；广东则为近代维新与革命运动的发祥地，开放既久，人心思变。由于上述三地新知识界的实力较强，与之联系，既可以反映国内知识界的基本动向，又足以影响全国局势。
孙中山与江浙知识界的联系发端甚早。1898年年初，赴日考察报务的汪康年等人就和他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孙中山结识了不少留学生中的英俊之士以及章炳麟等著名新学士绅，许多人归国后就在上海开展活动，如章炳麟、张继、马君武等人参加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学社，为《苏报》撰述；秦力山、戢元丞等开办《大陆》杂志、《少年中国报》、作新译社；叶澜等组织东亚谈话会等，彼此联系日见紧密。尤其是孙中山与中国教育会的关系，值得重视。《苏报》案后，中国教育会会长黄宗仰亡走日本，孙中山特邀其同居一楼，两人情谊甚笃。黄宗仰以“仰瞻星斗十年久，菿汉声闻三度雷”[1]的诗句，表达对孙的久慕之情。此后，孙中山与其保持通信往来，还通过黄与上海革命党人联系。邹容的《革命军》刊行于沪，“是时禁网方密，除镜今书局外，无人敢为出售，乃由黄宗仰寄千册予先生（即孙中山）。嗣先生来函，称《革命军》为南洋所崇拜”[2]，这对宣传能力不敌保皇派的兴中会帮助极大。孙中山复函请求继续予以臂助，“务望在沪同志，亦遥作声援，如有新书新报，务要设法多寄往美洲及檀香山分售，使人人知所适从，并当竭力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也”[3]。鼓动以中国教育会为中心的国内进步知识界加入反对保皇派的斗争。张继甚至称：“《苏报》案未决之先，余时至巡捕房探问，太炎致书总理，称‘总统钧鉴’，交余设法转递。”[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