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俄运动后，孙中山趁革命风潮鼓**之机，从思想上组织上对保皇派发动反击，成效显著，其影响不仅限于美洲，上海的《大陆》《警钟日报》，香港的《广东日报》，都报道过有关情况。同时，孙中山基本完成其革命理论的创建，将除旧与布新融会贯通，可以满足知识界的精神需求，这就为吸引留学生，建立革命大团体奠定了思想基础。
1904年年底，孙中山自美洲抵欧，在布鲁塞尔首创革命团体。据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孙中山曾与之就以会党还是以新军及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问题，辩论三日夜，最后孙中山接受其意见，才决定“今后将发展革命势力于留学界”[1]。一些学者以此为据，认为孙中山至此仍对知识分子采取轻视态度。[2]这样一来，1905年同盟会成立于留日学界似乎纯属偶然。但从各方面看，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武装起义依靠新军还是会党，并不涉及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整体地位与作用，更无轻视之意。理由如下：
1.刘成禺说：“甲辰先生由日来美，谋开党之大团结。先生曰：‘自《苏报》邹容《革命军》发生后，中国各省已造成士大夫豪俊革命气象，但无纲领组织，徒籍筹款，附党于三合会，不足成中国大事也。’乃谋设同盟会，指挥事业。”[3]则孙中山聚集知识分子组建革命团体的计划不自比京始。此回忆可以从孙中山在美洲所写致公堂公启得到印证：“近者各省读书士子游学生徒，目击满清政府之腐败，心伤中华种族之沦亡，莫不大声疾呼，以排满革命为救汉种独一无二之大法门。无如新进志士，虽满腔热血，冲天义愤，而当此风气甫开，正如大梦初觉，团体不大，实力未宏，言论虽足激发一代之风潮，而实事尚未能举而措之施行也。”[4]这与其他革命党人的看法不谋而合。被视为“孙党”的秦力山鉴于留日学生皆具爱国心，“以学生之力量，则虽有千百满政府，已不足以当之”，因而主张立党联络，协调指挥，以制造“畅行其志”[5]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