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8月底，孙中山由日本冒险回到上海。此行目的之一，应是践梁启超前约，相机参与长江大举。
早在四月间，梁就致函孙中山，劝其接受“借勤王以兴民政”的策略，待其借款成功之后，“握手共入中原”，“大助内地诸豪一举而成”。“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1]孙中山因此决定赴新加坡，与宗旨相乖的康有为洽商合作事宜。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很可能接受了梁启超等人的劝说，同意联合阵营采用勤王旗号。他在新加坡时表示：“不错，我志在驱逐满洲人，而他支持年轻的皇帝。我希望与他磋商，为我们在共同路线上的联合行动作出安排。”[2]
在此孙中山没有坚持要求康有为放弃保皇，皈依革命，而是在承认双方宗旨分歧的前提下，寻找共同路线。同时，孙中山又并非容纳康的保皇主张，而是接受梁启超、唐才常等人的借勤王以兴民政。现行专制制度必须改变，实行宪政，至于具体形式，则依据形势的变化而定。而且兴中会本身不使用勤王旗号。惠州起义时，义军借诸报端，宣称：“发誓驱逐满洲政府，独立民权政体。”[3]
当联合请求再度遭到康有为拒绝时，孙中山暂时打消了对康本人的寄望，却依然对其他维新志士持有信心，认为：“大概除了康党以外，都能够结成一体。”[4]8月中旬，梁启超归国参加自立军起义，途经日本，可能与孙中山会晤过。[5]恰好这时孙中山因广东经略受挫，处境艰难，“心中对南方之事似早已感到绝望，想亲自在中央地区掀起波澜”[6]，遂决定暂停广东行动，赶赴上海。临行前发表谈话，表示：“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尽管他声称此行“不抱任何危险激烈的企图，而是考虑始终采取温和的手段和方法”[7]，实际上准备自立军大举后相机加入或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