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在1918年时说：“六七年来所见国中人物，皆暴起一时，小成即堕。”因为近人“不习历史，胸襟浅陋”，所以其得势就如“无源之水，得盛雨为潢潦”，当然不能持久。既然“一国人物未有可保五年之人，而中间主干之位遂虚”，造成“一国无长可依赖之人”的局面。[1]太炎的话提示着一种“时势造英雄”的含义：民初社会政治都呈乱象，所以“盛雨”频仍，“暴起一时”的人物确实不少。而类似新文化运动那样新旧分明的“盛雨”，在促成新的“潢潦”之时，显然还要冲去一些“旧人物”。
以太炎自己而论，他的学养和“历史”知识，当世可说不作第二人想，但也只在清末革命时“暴起”，民国建立后几年间，不但没有成潢潦的迹象，反已有过时之虞。当胡适在五四前后以少年而“暴得大名”之时，昔日也是少年成名的章太炎其实仍在壮年，但在民国后的思想界已基本处于较边缘的地位了。在士大夫一身而兼“道统”和“治统”两者重心的时代，像曾国藩这样的士人不论居庙堂还是处江湖，都可久居主干之位。道治二统的分离及知识分子与大众的疏离，正是历史知识绝不逊于曾国藩的章太炎就连在道统中也不能久居“中间主干之位”的根本原因。
而胡适这一辈对章太炎等人的退居边缘也起过直接的作用。胡适自己曾深受章太炎的影响，在其1922年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认为章的《国故论衡》足以“成一家言”，是两千年来中国可称得上“著作”的七八部书之一，评价不可谓不高。但他同时宣布，“这五十年是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时期”，而章太炎正是代表“这个大结束的人物”。在进化论影响下的近代中国，这等于是宣判了章在思想界的“死刑”。故胡对章捧得虽高，封杀得也不留丝毫余地。在他笔下，颇有“成绩”的章太炎终因其“反背时势”而不能脱“失败”的结局。[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