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去经典化”的推行，从19世纪末年开始，可见一个日益加剧的读书人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进程，造成了读书人形象的负面转化。[1]梁启超在清季就曾指责中国“读书人实一种寄生虫也，在民为蠹，在国为虱”。[2]另一读书人林白水也代国民立言说，“我们中国最不中用的是读书人”、“现在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什么可望了”。[3]不久梁启超和章太炎又互相指斥对方（革命党人和维新党人）不道德。[4]以梁、章二位在当时的影响力，这样的攻击性论争对读书人的形象具有相当的破坏性：假若双方所言多少有些依据，则其在“道德”方面都有缺陷；而士人的整体形象，自然也就更成问题了。
近代中国受到列强全方位的入侵，已面临着顾炎武所说的“亡天下”的危险，因而已到“匹夫有责”的阶段。甲午后日益响亮的口号是“开民智”，但庚子后政府已被认为不能救亡，如果读书人也“不中用”，那这个任务由谁来承担？梁启超当年已感不能自圆其说，遂提出“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5]用今日的话说，人民可以也只能自己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章太炎大致分享着类似的思路，不过转而寄希望于“革命”，提出前引“以革命开民智”的主张。
然而，人民能否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以及革命是否如章太炎想象的那样是补泻兼备之良药，在当时仍是充满想象的未知因素。梁启超自己对“民”和“士”的态度很快有所调整。他在写《新民说》之前曾向往一种两全的境界，即以“多数之国民”的主动来“驱役一二之代表人以为助动者”，以获取“一国之进步”。[6]到1907年，他已将中国兴亡的希望寄托于“中流社会之责任心”。因为“中流社会，为一国之中坚；国家之大业，恒借其手以成”。若“一国中有普通知识居普通地位之中流社会，能以改良一国政治为己任”，则国家前途便有希望。[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