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部分或许为了填补经典淡出之后的空白，清末民初出现一个新兴的流行词汇，即作为一个整体的“学术思想”（而非“学术”和“思想”相加而成的混合词）。[1]不过，今日意义的“学术”和“思想”本身，同样是近代的新兴流行语，常常指谓相关然而有别的两个概念。结果产生一种连带的现象，不论是菁英还是身处边缘的近代读书人，往往一身而兼有“学人”和“士人”（大体可以说是学术与思想的载体）两种身份认同，又始终徘徊于读书治学和社会责任之间。
这大概也是过渡时代之中一个过渡现象。相对抽象而意义中立的“学术思想”，其实很难承袭以前经典所具有的指导性社会功能，但又被赋予了类似的责任，似乎不能不扮演着某种指导社会的角色。这样，不论是整体的“学术思想”，还是分别的“学术”和“思想”，作为其载体，读书人的社会角色都可能需要重新界定、重新认识。读书人的社会形象，也发生着某种转变。而读书人的行为，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
这里所谓读书人的“社会责任”，也是用一个后出的词汇来泛指外在于“学”的各种责任，包括从政议政。在以前，这类责任与读书治学本无冲突。在中国传统观念里，政与教息息相关；用张之洞的话说，国家之兴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2]昔年的士人，不论是否用世，都像躬耕陇亩的诸葛亮一样，随时为“澄清天下”做着准备。
民初人或许受到近代西方出现的知识分子和专业学人之分的影响，开始提倡学者最好不做官也不论政的取向。但西方也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而上述中国传统观念仍影响着众多读书人（包括其中的趋新者）。身处过渡时代的读书人，确常徘徊于士人与学人两种身份认同之间，有时欲分，有时又感觉难以切割为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