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潮的冲击，当年就曾被一些读书人视为“学战”。[1]不仅有时人所谓“毁学”、“灭学”的直接打压，“西学”本身的确立也使传统的“道”被空间化。王国维曾简明指出：“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2]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道”本应是普适于天下即全人类的，既然西方自有其“道”，则中国的“道”也就成为中西学区分下的一个区域成分了。[3]这样空间化的结果，是“道”的一大退步或退让，最能表明时代的转换。这是王国维晚年的表述，那时他已明确站在中学一边，却也逃不出中西对峙的立场，甚至并未意识到自己其实已远离过去读书人的立场了。
近代的“经典淡出”，大体可区分为无意识的推动和有意识的努力。前者可以张之洞在清季提倡的“以简化方式保存传统”这一取向为代表；后者则大体表现为两个阶段：一是从清季已开始的使经典“去神圣化”；二是民初特别明显的整体“去经典化”。从大环境看，近代日趋激烈的中西文化竞争也有力地支持了趋新读书人“去经典化”的努力。此事牵涉甚宽，我会专文讨论，这里不能详细讲，仅大体勾勒一个简略的线条。
先说无意识的推动。经和经学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张之洞的目标当然是要维护传统，但其提出的主张又隐伏着对此核心的致命威胁。他曾引用《老子》中的“损之又损”来概括这一取向，主张仅读《近思录》等四本综合性的参考书，便已可基本掌握“中学”，而将其余精力皆用于西学。[4]沿此路径走下去，经学在中国思想言说中退居二线是迟早的事，全不必新文化运动来激烈反传统。这与章太炎等提倡“复古”者却从根本上**击了儒学，[5]真有异曲同工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