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说的“读书人”，略同于今日一般史学论著中所说的“知识分子”。我之所以不用“知识分子”，一是因为这在近代中国是一个后出的外来词，在本文讨论的时段里，至少前一段时间，这个词汇本身尚未出现，那些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自己并无这样的身份认同，有些可能也不一定愿意接受这个认同。二是中文世界里过去和现在都有不少人是从字面意义理解和使用外来词的，在用于指称中国读书人方面，把intellectuals（或其他西文里相应的词）译作“知识分子”，可能有些误导。原因是：
在中国传统之中，“读书”是一种具有特定含义的行为方式。孟子曾说：一般人是无恒产即无恒心，只有士才可以“无恒产而有恒心”（《孟子·梁惠王上》）。在孟子所处的时代，“士”已基本就是读书人。孟子显然注意到经济对人的支配性影响，却指出了“读书”这一方式可能提高人的自主能力，至少改变人对经济的依赖性。这样，管子所说的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是一般层次的现象；经过“读书”的升华，人就可以超越这一层次，达到更高的境界。因此，“读书”不仅是一种直观的行为，即阅读书籍或技术、技能性的学习；它更强调一种不那么功利、目的不那么具体的超技能的持续学习，体现出一种追求和探寻“无用之用”的努力。
简言之，“读书”可以改变人，它本身也以人的改变为目标。如钱穆先生所说：
中国社会之所谓士，确然有其在社会上特殊地位，在文化传统上有特殊意义与特殊价值，则其事实始于孔子。孔子曰：“士志于道。”孟子曰“士尚志”，即尚其所志之道。其道始则修于身，继则齐其家。推而广之，扩而大之，则有家族，有家乡。更推而广之，更扩而大之，则有治国之道。又更推扩，超国家而上，则有平天下之道。[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