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一个突出的时代特性是古今中外各种时空因素的多歧互渗，鲁迅曾形象地描述说：“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其中不少事物颇具二重性，如“既许信仰自由，却又特别尊孔；既自命‘胜朝遗老’，却又在民国拿钱；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一切人便都在这矛盾中间，互相抱怨着过活。”[1]
鲁迅说的是民国初年的情形，但也大致适用于清末；他对此现象特别不满而亟思改变（详后），其实恰道出多歧互渗这一相当接近社会原状的时代“真相”。当时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西潮冲击引发剧烈而频繁的变动，与此相伴随的另一明显特点即传统的中断。其实那时也还有许多——或者是更多——不变的层面，与此相类，传统的中断也并非全断，其间多有或隐或显的传承。可以说，断裂与延续的交织鲜明地体现了近代中国多歧互渗的特性。
变动和中断的一面或许更能体现中国近代史发展演化的特色（盖更能凸显与所谓“前近代”的不同），但其与不变和传承的一面又相互紧密关联，两者并行而共存是更通常的状态。只有较全面深入地认识变与不变和断裂与传承的两面之后，才能更充分地认识近代中国那饱含断裂的延续。也许因为近代入侵的西人常常讥刺中国历史几千年恒久不变，或者由于清季以还中国人日益喜变求变（“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几乎成为晚清人的口头禅，最足表明时人所受刺激及其关注之所在），我们的史学研究也一向是多见断裂和变动的一面，而较忽视历史的延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