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种研究倾向或者也是西潮影响的产物。张光直先生前些年提出，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特性是断裂的或突破性的，而中国（甚至更广大的非西方世界）文明的发展特性是连续性。[1]他所讨论的是长时段的文明发展，若依其观念退而观察相对短时段的现象，则近代中国的“西化”可以说相当彻底。以西方观念为世界、人类之准则并努力同化于这些准则之下是相当多中国近代学人普遍持有的愿望，并有着持续的努力。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不少士人试图切断历史与“现在”的关联。
对于曾经长期强调“夷夏之辨”的中国士人来说，主动同化于西方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彻底的激变。[2]且中国传统素来比西方更注重史学，这也有其各自的文化渊源：章太炎指出，中国文化“不定一尊，故笑上帝”。[3]由于注重人间俗世，因而也就重视史学，故“孔子是史学的宗师，并不是什么教主。史学讲人话，教主讲鬼话。鬼话是要人愚，人话是要人智，心思是迥然不同的”。[4]太炎所针对的，是康有为等试图树立“孔教”的尝试和努力，而康氏此举的思想资源，恰是西方的基督教。
在西方，恩格斯注意到，在基督教神学观念影响下，史学曾长期不脱“天国史”的阴影，史事既成神的启示，历史本身自然失去意义。后之哲学家黑格尔已算很重视历史，但在其眼中，“历史不过是检验他的逻辑结构的工具”；甚至自然界也“只是观念的‘外化’，它在时间上不能发展，只是在空间中展示自己的多样性”。与此相类，18世纪的欧洲唯物主义也因“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个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从而形成一种“非历史的观点”。所以恩格斯在1844年还强调要注重“人的启示”，提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