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批评近代西方历史领域中的“非历史观点”说：由于“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作是由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民族，以及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1]这一观察非常适合于理解近代中国人的心态及其对传统的态度，近代人甚至许多今人是否因其在意识层面反对传统的“专制”、“迷信”或所谓“封建残余”的努力而“限制了视野”，从而对其不愿看见的中国文化的非负面因素视而不见呢？
陈独秀或即代表着“非历史”的倾向，而一些继承章太炎历史观的学者同样强调反传统。闻一多早年便主张“不忘其旧”，那时是想要“振兴国学”；到抗战后期仍以为“现代”是“历史的延长”，故包括在“历史”之内，然态度却迥变。他与昔日学生臧克家的一段对话颇具象征性：臧是典型的传统负面整体论的接受者，故反对老师研究“故纸堆”；闻则继承了蒋方震关于历史蕴含着正负两面资源的观念，并因此强化了反传统的决心。他告诉臧氏，“在你所诅咒的那故纸堆内讨生活的人原不只一种，正如故纸堆中可讨的生活也不限于一种……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蠹的芸香”。其实“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因为“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那二三千年的昨天；除了我们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2]
新文化运动时反传统颇激烈的北大学生傅斯年到晚年心态已较平和，故能明确指出：“传统是不死的。在生活方式未改变前，尤其不死。尽管外国人来征服，也是无用的。但若生产方式改了，则生活方式必然改；生活方式既改，传统也要大受折磨。中国的生产方式是非改不可的，无论你愿意不愿意；时代需要如此，不然的话便无以自存。所以我们一方面必须承认传统的有效性，同时也并不能不预为传统受影响而预作适应之计。”[3]今日中国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正在发生远更激烈的改变，也许傅斯年的话仍值得我们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