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士人在思考和对待中国传统时多试图区分而处理之，即不同程度地承认中国传统有不尽如人意的一面，然多少还希望挖掘甚至重建出可以借鉴的正面思想资源；而他们眼中的“西方”这一学习的榜样，则愈来愈成为一个充满虚悬想象的美好整体。那时流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可以说是这一思路的典型表述。民初人正相反，其认知中“西方的分裂”是个非常明显的现象（但分裂后不同的“西方”仍主要是学习的榜样），[1]与此进程相对立，许多读书人越来越将传统视为“一家眷属”，出现一种负面意义为主的“中国整体化”趋势。[2]
这当然不是否认清季士人的认知中已出现中西新旧的整体性对立，但从清季到民初确有一些微妙的演变：清季的国粹学派对今日所谓中国文化常有不同的称谓，在涉及西学时便多称“中学”，在单独梳理自身源流时则多称“国学”。而民初的新文化人在“西方分裂”的同时又创造性地发展出“世界”这一取代“西方”又往往等同于“西方”的新概念，[3]其时间意义常强于其空间意义，故与民初另一流行词汇“现代”也多能替换使用（与此相类，“现代”对于民初人甚至一些今人都不仅具有时间意义，也包括空间意义，即指谓“西方”）。
民初士人更多从中国视角出发来看待和表述中西新旧的整体性对立。与谭嗣同将“周孔之法”与“暴秦弊法”区别对待不同，新文化人在攻击传统“专制”时喜欢将焚书坑儒与礼教名教并论，论及后者时又多援引清季人关于君主以利禄诱人之说；其实两者在历史上固代表两种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取向，在抽象的学理上也同样对立，很难并而论之。过去对立的东西现在成为一体，其“共性”即在于它们都是既非“西方”又非“现代”的。故中国传统的整体化不仅是负面的，其“成立”也是反向的，即借助了“世界”这一兼具“西方”和“现代”的时空参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