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西方”，本是既可视为整体又可不视为整体的区域文化实体。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士人多是把西方视为一个整体，那时所有西来的“主义”，基本上都被看作这个整体的一部分，而且都是这个特定的更新更美好的整体的一部分。[1]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西人自己打起来了，提供美好未来希望的蓝本自身出现大问题。不少中国人这才发现“西方”在分裂、在破产，已不是一个整体；战争的残酷使许多曾经趋新的中国人如严复、梁启超等对西方有所失望，从清季开始输入的西方新学（包括其所主张的体制）也稍失信用。[2]
梁启超在“一战”后对东西文化的反思已引起较多的注意，在引进西学方面同样甚有贡献的严复在欧战后也有类似的观感。他晚年在何遂的观欧战纪念册上题绝句五首，其一云：“太息春秋无义战，群雄何苦自相残。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严自注说：“战时公法，徒虚语耳。甲寅欧战以来，利器极杀人之能事，皆所得于科学者也。孟子曰：‘率鸟兽以食人’，非是谓欤？”[3]他显然像梁一样看到科学在人的手中可能造成的破坏，且无意中带点以“夷狄”视西方的意味。
“西方”在中国的分裂也有中国内在的因素，而且时间还稍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陈志让已注意到“国内立宪的中华民国的闹剧和国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都是西方给反对“新文化激进主义”者提供的弹药。[4]晚清人心目中“西方”及其体制的美好，部分正建立在其虚悬的成分上。到民国后中国人已有机会实施议会方式的民主制，尊西的新派即面临一个当下的考验。民初国会的无效率和腐化皆不让晚清政治，民国政治反不如清成为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大量士人的共同陈述。结果，在中国人心目中“西方”不再是一个整体的“美好新世界”，而是良莠并存（当然对多数中国士人而言仍是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