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中国民族主义兼排满与反帝两面，辛亥革命倒清之后，民族主义情绪随之似有所缓减。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这样的险恶要求，再次向中国人民提醒了帝国主义侵略威胁的存在，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衰而复盛，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中一个决定性的推动力量。五四学生运动实际也是这股风气继“二十一条”时的反日运动后的一次更大爆发。[1]
1915年的反日救亡运动有一个特点，即对“国耻”前所未有的强调，此次事件实为中国人心目中日本形象根本转变的一个里程碑。如果说以前中国人对日态度是好恶参半、憎恨中夹有羡慕的话，到“二十一条”之时，憎恨达到高峰而羡慕已降到最低点。在这次事件之后的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中，已基本没有什么公开的“亲日”力量。虽然日本在中国军界、政界、财界甚至文坛，都还有巨大的不容忽视的影响，在1915年后仍有一些政治人物还在继续寻求并得到日本的支持。但是这些人均试图掩盖甚而否认其与日本的关系，恰提示出日本在中国已无人缘，其影响力实际上已大大下降。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教育发展计划的方向转变。甲午以后，日本曾是中国变法维新的榜样，中国士人竞往日本求学。到1915年1月，教育总长汤化龙曾条呈“教育政策三十条”，即主张多选取青年子弟派往日本留学，其刷新中国教育的方向，仍拟师法日本。但是在“二十一条”事件后，汤化龙再拟定的《养成师范人材条陈》即已经改仿照德国制度。这个象征性的转向表明，日本已不再是中国学习的榜样了。
就是有些日本人自己，也在检讨留日学生“多抱排日思想，对曾奉为师表者而首先反对之”的现象。先后留日的周树人、周作人兄弟，1915年时在日本的李大钊、陈独秀等，在五四期间都以反日著称。他们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其思想中的救国方法不尽一致，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着眼于走日本式的道路。在大量留日学生变得排日的同时，许多留美学生在这前后陆续回国并且发挥了重要的影响。顾维钧在政界的迅速上升和胡适在学界的“暴得大名”，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一种在那时还是潜在的权势转移——美国在华影响的上升和日本在华影响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