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铨在1924年提出，中国思想的西化始于清季，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谭嗣同的《仁学》到后来的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中国之近代社会思想几于完全为中西文化接触之产物”。这些思想“大多对于中国社会缺少深刻之观察与精密之分析”，有明显的西来特性。[1]十二年后，陈端志注意到：“中国在这十余年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所给予我们的各种思想和论战，都逃不掉模仿的一个阶段。他们都忘记了自家的立场，他们只迷信着人家的方法，要想用同一的模型仿效成功。西方文化学者无论矣，就是提倡中国文化的东方文化学者，他们除了和罗素一样地赞美东方文化外，始终还是没有立下东方本位的文化，他们亦仅模仿而已。”[2]
他们所观察到的清季特别是民初各种思想观念的西来性质这一客观事实看上去似乎带有“民族虚无”意味，其实不过凸显了受进化论武装的近代中国士人普遍具有的“面向未来”倾向。由于近代中国的新与旧本身已成价值判断的基础，故从传统中生出的一派不可能成为主流，且守旧派确实既提不出什么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对趋新派而言，既然传统不能提供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思想武器，向西方取经即是自然的取向；而且他们无不希望借西方之药以疗中国之疾，故能描绘出充满想象的美好前景，并进而可以提出无限多种可能解决现存问题的办法来。[3]
但“老师侵略学生”这一事实又是每一个趋新中国士人所不能回避的现实，故民初中国思想界的状况是一方面尊西的风气仍在成长，另一方面反西的情绪也在发展。自西方文化优越地位在中国确立后，中国人反西方已越来越多地采用西方方式（如1905年的反美运动即首次以西方的“文明排外”方式进行，与数年之前的义和拳运动大相径庭）。随着“西方”的分裂，再加上中国读书人潜意识中以夷制夷的愿望仍在起作用，不同的西方“主义”遂在中国大起争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