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
舍勒（Max Scheler）出生在德国南部名城慕尼黑（1874年），其父信奉新教，其母信奉犹太教，舍勒却自己独立选择了信奉天主教。在柏林大学、慕尼黑大学和耶拿大学修读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医学时，舍勒先后师从当时的学界名流狄尔泰（W.Dilthey）、西美尔（G.Simmel）和欧肯（R.Eucken），并在欧肯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1895）和讲师资格论文（1897）。1907年，舍勒在慕尼黑大学任编外哲学讲师，参与慕尼黑现象学小组，成为史称“现象学运动”的早期主要成员，参与主编《哲学与现象学年鉴》。自1911年起，舍勒论著迭出，名重学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舍勒受任德国外交部出使日内瓦，战后受聘为科隆大学哲学和社会学教授兼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组织知识社会学研究项目。舍勒个性热情、才思敏捷、思路开阔，讲课颇富吸引力。1928年，舍勒受聘为法兰克福大学哲学讲座教授，未及上任，猝然病逝，年仅五十四岁。[1]此时，舍勒已计划到日本做客座教授，并接受了赴苏联、中国和美国讲学的邀请。[2]《舍勒全集》中生前未竟之作占三分之一，海德格尔惋惜舍勒的早逝不无理由。舍勒的第三任妻子终身以编辑《舍勒全集》为业，校勘、索引和注释颇为周详，使舍勒留下的杂乱手稿得以问世。
舍勒学术博杂多方，被视为现代德语学界的传奇人物。舍勒身逢社会理论和现象学哲学这两大20世纪主流学术思潮初兴之时，以其卓越的思想才华将现象学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思想方式广泛应用到传统的哲学、伦理学、神学领域以及新兴的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领域，甚至出人意料地将现象学哲学的“直观”与社会理论的“视域”结合起来，凭其天赋的深邃哲思和敏锐洞察迭拓新题，建树广却不流于浅泛。[3]社会理论的创始人韦伯称舍勒为“现象学家，直觉论者，浪漫的浪漫论者”，言下之意，舍勒的社会理论并不纯粹。社会理论的另一位创始人特洛尔奇（E.Troeltsch）则认为，舍勒哲学尽管深刻之见与浅泛之见混杂，但“总体看极有意义”。[4]同样，在某些现象学家看来，舍勒的现象学直观搞得并不纯粹，偏离了胡塞尔的教旨。然而，同样因偏离现象学原教旨而成就为盖世大哲的海德格尔则说，舍勒哲学具有超强的力度。伽达默尔（H-G.Gadamer）甚至感叹舍勒有如一个“精神的挥霍者”，浑身都是学术才华。事实上，正是凭靠将现象学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思想方式应用到传统学术论域，舍勒学术才产生了广泛的辐射力——新教神学大师蒂利希（P.Tillich）称赞舍勒著述具有的“伟大直觉力”，就来自现象学直观与社会理论视域的结合。凭靠这种结合，舍勒思想成了天主教神学大师巴尔塔萨（H.U.von Balthasar）所说的“世界观的聚盆”。[5]如果我们不是要成为现象学或社会理论的原教旨主义者，而是检视这两种理论构想的思想效力，那么，舍勒学术至今仍是思想界尚未充分消化的20世纪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