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悌伦译 渝之校
18世纪的诗人、哲学家、教士一类的市民在称呼“德行”一词时慷慨激昂，娓娓动听，致使这个词变得令人生厌，我们一听到或读到它，便难以忍俊。当今时代是工作和成就的时代；对这一时代来说，谈谈“才干”也就够了。这样一来，当今时代的德行便与人分离，变得极其可憎，简直就成了独立的活怪物——人们称之为“业务”或“事业”——的规则，结果，尚有品德的人充其量悄悄地维护德行，竭力注意至少不让德行显露出来。[2]对一件事奉上错误的热情，时间一长，便会玷污它。
为什么德行应该是一个例外呢？话说回来，在其他时代，比如在中世纪鼎盛期，希腊化时代和王政时代之前的罗马人时期，这位如今老掉了牙而尖声叫嚷的处女却雅趣盎然，令人喜爱，极富魅力。今天，人们一看到这个词，就会想起在对某种东西——这东西并非是为他人——的态度中难堪的费心；在古代，人们乐于谈论德行的“光辉”和“装饰”，并将之比作价值连城的宝石。基督教的神圣象征使德行自发地从个体的心底里放出光彩，并带来这种思想：德行的善和美并不基于人对他人的行为，而是首先基于心灵本身的高贵和存在，德行对他人而言，至多不过是顺便具有意义的可见范例而已。就是说，是作为他人可以“采纳”的范例，而不是作为“人们举出”的范例。
现代人已经不再把德行理解为一种对意愿和行为的充满生机而又令人欣喜的能够意识和力量意识，这意愿和行为当然是既自在，同时又为了我们的个体性、权利和幸福的；也不再理解为自发地从我们的存在本身之内涌出的力量意识，而仅只理解为含混得无法体验的“素质”和依照某种一定之规行动的禀性。这就是德行变得令人们难以忍受的首要原因。[3]德行也变得毫无魅力，这是因为：不仅德行的获得，而且德行本身都被当成了我们的累赘，与此同时，只有缺德或恶习才使人难以为善乃至汗流浃背。而具备德行之后，一有善行，便会给人以云中白鹤、自在高翔的印象。德行之所以变得如此，是因为：我们以为，通过习以为常地履行人的义务，德行是可以养成的；然而，德行根本就与一切习俗尖锐对立；德行具有内在的高贵——也只有高贵才是其尺度。一般地讲，德行才能够“使人承担义务”，才能从自身出发去规定人们可能义务的等级、品质和充足。今天，人们在谈论德行时，以为德行对有德行之人本身毫无意义，似乎德行只对另一种为数不少的人才存在：这些人借助于该词的概念粗略估计他们所承认或否认的有德行之人可能怎样对待德行。才干和技能总是“在做什么事上”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是一种既定工作的才干和技能。可是，与才干和技能不同，尚未变得丑陋的德行是位格本身的一种品质——这并非“表现于”预定举止和行动方面的品质，更不是指造福于人，而是有德之人的一种自由的装饰，犹如帽子上的羽毛。一切行动和举止均出自位格，内在必然地发自位格；品质就融于这些行动和举止之中，绝对抹除不掉。为了逐渐使这一有力的强光更容易、更迅速地在内心熠熠生辉，人必须有所作为；尽管可以认为，“天命所定”，为此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然而凡是可“愿”和可“获得”者，都与德行不相干。确切地说，德行本身乃是未经追求便到手的“利”，是恩典的自由馈赠——承纳这一馈赠须备盛礼隆仪，劳心费力只是接受的必要准备罢了。对于那些气喘吁吁地追逐德行的人，德行唯恐避之不及；其躲避之迅疾与灵巧，更甚于其孪生姊妹——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