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所信奉的上帝是隐秘的上帝，他是“隐匿者”。其隐匿性正在于：其形象同时又永恒地流溢到最神圣、最虔诚者的信奉目光之中；其形象遍及并越出我们的信奉和祈祷的范围，伸向可感而不可测的远方——这都是他面向我们时极为神秘地訇然耀化出的现象。这一点既是理性主义者，也是神秘论者所常常忘记的。这两种人都太急于亲近上帝。理性主义者借助于概念去亲近上帝，把上帝化入概念之中；神秘主义者通过感觉去亲近上帝，觉得上帝就在自己怀抱。这两种人都欠缺敬畏感，就是说，欠缺这样一种态度：在这种态度中，上帝的隐匿性本身仍然可以感知。敬畏不是什么对已然事物、已被感知事物的附带感觉，更不是一种纯粹的距离——我们同事物（尼采说得极好：同其“错彩镂金”）之间的感觉所产生的距离。相反，敬畏是举止，在这一举止中，人们才感知到无敬畏感者所未见到的，视而不见的东西，即事物之奥秘、事物存在之价值深度。
只要我们从无敬畏举止（比如片断似的科学描述的行为）转向对事物敬畏的举止，我们就会看见事物身上显出其先前所未曾显出的东西；先前所缺少的东西，此刻在它们身上变得显而易见：这“某种东西”正是它们的奥秘、它们的价值深度。这些价值有如细线柔丝；在这些线索中，每一事物都在向不可见的王国延伸。要剪断它们，无论是以明晰的概念穷尽它们的区域，竭力设定一个关于它们的、僵硬的本体论和教义学，还是把世人引向事物的感性可知的方面，都会扼杀精神生活，伪造整体实在。在历史上，一切理性的形而上学和神学走的是第一条道，一切实证主义和不可知论走的是第二条道。这两类学说都无敬畏感！敬畏感是必不可少的情性举止；唯有在这一举止中，那些“进入不可见事物的线团”才在精神中变得可见。一旦它被人为摒除或根本就不存在，价值世界就表现出一种平面性和封闭性，使价值世界变得空洞，同时还消除了促人生活下去，促人深入价值世界的一切刺激，消除了促使我们在生存中进一步透入世界的一切刺激。唯有当我们感觉到，自己周围世界的可见、可感、可捉摸的东西，被一个由无数梯级组成、级级依次隐然的阶宇（它诱使我们去发现）环绕着，我们才能真实地“生活”。“视域”和“景观”不仅是在纯视见的范围内被确定下来的现象，它们也出现在由我们的观念、概念、旨趣、爱和恨乃至我们最纯粹的理念所构成的王国。“视域”和“景观”不单是几何物理上的光效应结果，不单是我们视觉器官的生理学和解剖学的结果，而且是我们有限精神的一个无所不包的功能法则——我们从心理学极为详细的研究成果中知道这一点。我们的精神也有自然和世界；“敬畏”在价值领域里维护该自然和世界的这一远景和这一天际自然。我们一旦关掉敬畏的精神器官，世界就立即变成一道浅显的计算题。只有敬畏才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自我和世界的充实与深度，才使我们清楚，世界和我们的生活具有一种取之不尽的价值财富。敬畏感的每一步都能够向我们显示出新颖的、青春般的、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物。像凯勒（G.Keller）这样的艺术家，不单在令人难忘的无数艰难困苦中一再地让事物自己说话，让事物不断展现自身的新特点，而且首先让人感到，当人（比如艺术家凯勒）心地纯洁地问及事物时，它们会述说些什么，凯勒由此给予我们一个关于世界乃至每一被描绘的事物之不可穷尽的印象——在此几乎是独特的印象。这与《失落的欢笑》中主人公的回答大致吻合。书中主人公在被问及其宗教信仰时对敬畏姿态作了美极了的描绘，他说：他知道一点，在世界面前“不能表露出任何粗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