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
“主义”之争——尤其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曾世纪性地长期支配西方学界乃至我国学界，而且迄今仍然没有得出结论。
自马克思提出著名的资本主义批判以来，如何理解资本主义一直是20世纪社会理论的热点课题：从世纪之初的韦伯、特洛尔奇、西美尔、桑巴特，到世纪中叶的熊彼特、塔尼（R.H.Tawney）、博兰尼（Karl Polanyi），再到世纪下半叶的布罗代尔、贝尔、瓦伦斯坦，有关资本主义的论述显得从未过时。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学-道德哲学的批判不同，韦伯提出了理解“资本主义精神”的社会学命题：资本主义精神要素是理性化、脱魅化、世俗化，反映了西方文明传统的一些本质特征……作为韦伯的同时代人，舍勒从价值情感现象学立场出发，进一步推进了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论。对于舍勒来说，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是人的实存的“总体转变”（Gesamtwandel），既体现为外在的生活制度（国家组织、法律制度、经济体制）的转变，也体现为内在的精神气质（心性秩序）的转变。要把握资本主义生活世界的本质，还必须理解资产者的心性气质。然而，要认识这种“精神气质”，仅仅凭靠社会理论显然远远不够，还必须凭靠哲学的分析立场。如所周知，马克思的哲学立场是历史唯物主义，韦伯的哲学立场是新康德主义，舍勒的哲学立场则是带有基督教色彩的现象学哲学。因此，在关于资产者的性质、资本主义与宗教的关系及资产主义的未来前景等问题上，舍勒有关资本主义的论述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所谓社会保险金神经症的心理学和针对不幸的合法斗争》初次发表于1913年，可见，在早年从事现象学研究的同时，舍勒就关注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从而，与其他现象学哲学的代表人物不同，舍勒在一开始就是社会思想家，而非单纯的哲学家。《资产者》、《资产者与宗教力量》、《资本主义的未来》（1914）三文是题为“资本主义精神论”的一组论文，前两篇具体讨论桑巴特的资本主义理论，在后一篇文章中，舍勒提出了自己对资本主义未来的看法。与桑巴特和韦伯的资本主义论不同，反倒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论相近，舍勒的资本主义精神论明显带有道德批判性质。在舍勒看来，资本主义精神积聚的是一种毒害人心的毒素，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这种逐渐积蓄起来的心灵毒害巨大而猛力的爆发”。对于舍勒来说，探究资本主义精神为的是克服这种毒害人心的精神。舍勒并不认为，社会主义精神足以克服资本主义精神。毕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尽管舍勒对基督教社会主义论述给予了有限度的支持——从《先知社会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一文，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有限度的支持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