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悌伦译
[1] 原题Die Psychologie der sog.Rentenhysterie und der rechte Kampf gegen übel.（1913年初次发表）
为了充分理解我们时代中的这些巨大的群众现象，一般用于分析这些现象的基于统计学成果并从客观因果关系上对这些成果加以比较研究的统计学方法，需补充对鲜明地出现在这些群众现象中的心理原因和基本心理法则的揭示。这对理解当前令人担心的出生率下降之原因（本文对此未予论说）尤为适用。这也适用于贝尔纳[1]教授新近称之为“不受欢迎的社会政治学后果”的大多数事实；特别适用于有些人归纳为“创伤性神经官能症”，有些人又表述为“社会保险金神经症”（Rentenhysterie）的病理现象。在此我无需去考察，这种病症是否真已扩展到人们应抛弃整个社会政治立法或其本质部分的程度，以这种新“病症”的产生为前提的机构是否甚至在有事故保险（和疾病保险）的情况下也会作出些其他表达形式；也无需考察这些现象中的某些现象在何种程度上最终与国家对工人（和职员）提供的社会保险特别地相关，而非与——比如说——康复期的延长、疾病保险以及私人保险的所有形式相关；就某种意义而言，对某些不幸的保险在何种程度上会增加这些不幸、而又没有对有意造成这些不幸的行为表示认可，比如说，不允许在保了火灾险后去犯罪性地放火，所有这些在此都不必加以考察；我也无须去考察社会政治的试验，比如在瑞士通过变动支付社会保险金额的期限所作的试验，其意图是找出为防止“不受欢迎的后果”而改变立法的途径和目标。但是，在评断类似的法律建议时，心理学除了要用社会—经济的观点外，还得用自己的话语，而且，根据韦伯（Alfred Weber）最近提出的一个愿望，社会政治的进步将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指向阶级状况中须由社会政治措施来达成的心理的变化；——这些都不得不被以贝尔纳为代表的党派方向的对手清除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