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杰译 刘小枫校
进入正题之前，请允许我赘言几句，这也许会减轻我们理解上的负担。我们且先尝试暂时摆脱我们惯常的思维及感觉方式，摒弃一切偏见。因为它们借世界大战之机把党派门户之见，即日常的交往和言论织在了我们的心头。我们且用纯净、充满稚气的人类之眼，来观看我们身边的这出戏，一如一位普通人从欧洲早已逝去的岁月走回我们的时代，他只是来作客，环顾四周，惊讶不已。我们且对发生的事投上一瞥，投以细致、善意、审慎的一瞥，同时又是宗教的、形而上学的——我想说，异化的一瞥，以便把我们在身边观察到的一切不仅作为孤立的、早已成为日常习惯了的现实来看待——或许我们的眼睛对这场屠杀与仇恨已经习以为常，而是同时把这一切看作当代欧洲人所独具的道德的总体状况的象征。
我们称之为基督教生活观的那种伦理生活观，其核心有这样一条威力巨大的命令：“你应当全心全意地爱上帝，爱你周围的人，犹如爱你自己。”倘若有谁直接靠历史和一种对这条律令的阐述，本着这条原则来看欧洲乃至世界当前的困境：那么充满他心灵的将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和思想呢？的确，如果他以严肃的态度看待这条律令的话，那么充盈他内心的感觉就是“绝望”。而占据他头脑的思想则是：“基督教的破产”，或者说——人们也这样说——“基督的山上圣训已丧失效力。”不唯日本人、中国人、印度人（譬如最近印度诗人泰戈尔在东京作的一次颇值一读的报告便是一例）理所当然地作出如是的判断，就连欧洲各国许多身居高位的人士也作出这样的判断，实在不足为奇。人类为开化的理智作出的判断，不如此又会怎样呢？诸位尽可连篇累牍地大书特书，为一切毫无疑问与这个判断针锋相对的见解呐喊，赋之以威力。任何一个幼稚的人都会这样回答您的大作：黑的不是白的；你就这条律令的真实含义对我所说的一切，你对我讲的所有关于欧洲的那些阶层的人对这个事件负有所谓“罪责”一说，这个事件是如何缘起、如何演变的，对我来说全然无所谓。这些与我有何相干！它们只是会扰乱我的判断——按照常规来说，清楚明白的价值陈述，常常因为对有待于评价的事物的因果关系不解的认识过于细致、详尽，反而受到干扰。事实是，欧洲文化植根于基督教，事实是，欧洲自称信奉“基督教”，自称近两千年来是依照基督教的基本原理来教育其子孙的。此外还有一个事实，其结果之一，即近两千年来基督教教育的丰硕果实之一，是一场运用理智、技术、工业、语言的一切手段进行闻所未闻的野蛮行径。这个现实，只有这个现实，才是使我感兴趣的事实。我把它称之为：“基督的山上圣训丧失效力”。——旁观者的结论便是如此。假如我们走进某个家庭的室内，只见满屋尽是脏物、凌乱，儿童的低级下流话及我们所窥见的一切，只暴露出一种道德倦怠的总体状况，我们的行为又将何异于这位旁观者呢？这个总体状况首先是一种不可分割的现象——不论它是怎样形成的，不论谁是罪魁祸首——是这些孩子的父亲，还是母亲、曾祖父抑或别的什么人。任何一种较为深刻的人类经验都教导我们说，这样的集体的、总体的过失，决不可能完全归咎于个人。任何一个细致的经验都教导我们说，越是深入这样一个家庭的道德关系各环节，就可越深入地揭示出这种过失不易把握的相互关系。基督教的思想中包含了一种关于总体罪和原罪的重要概念，只有一种较为深刻的哲学才有能力证实这些概念。[2]我们不应当把它们仅仅看作原罪及原过失的教条概念，也不应该仅仅把它们与整个人类联系起来看，而是应该把它们与时代、文化圈、民族结合起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