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仲子》乃是年轻女子拒绝情人纠缠之诗，有“人之多言，亦可畏也”之句，这里被用来劝诫晋侯，亦为纯粹的“断章取义”。这个例子说明，“赋诗”在春秋之时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在比较重要的场合方才采用的言说方式。
那么究竟如何赋诗呢？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这是说赋诗是指朗诵诗之辞，并无乐曲，也不歌唱。我们看史书中记载的赋诗情形，这种“不歌而诵”的说法似乎是不错的。那么是谁来“诵”呢？当然应该是赋诗者本人。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及“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论语·子路》）之谓似乎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对此后人有不同看法。顾颉刚先生说：
春秋时的“赋诗”等于现在的“点戏”。那时的贵族家里都有一班乐工……贵族宴客的时候，他们在旁边侍侯着，贵族点赋什么诗。他们就唱起什么诗来。[38]
这里有两点不同于古人的理解：一是认为赋诗的主体实际上只是点出诗名，真正的“赋”者乃是旁边侍候的乐工们。二是说“赋诗”并不是“不歌而诵”，而是要“歌”的。关于第一点似乎很难在史籍中找到证据，不知顾颉刚先生何所据而云然。尽管《左传》有主人令乐工歌诗和诵诗的例子[39]，但这并不能证明凡是赋诗都是请乐工来唱。关于第二点，大约顾先生的观点是比较合理的，这是有证据的。《国语·鲁语下》：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飨其宗老，而为赋《绿衣》之三章。老请守龟卜室之族。师亥闻之曰：“善哉！男女之飨，不及宗臣；宗室之谋，不过宗人。谋而不犯，微而昭矣。诗所以合意，歌所以咏诗也。今诗以合室，歌以咏之，度于法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