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这样来看问题：汉儒对于先秦儒学的一切改造都是基于当时历史语境（政治上的专制与权力的高度集中）与文化语境（儒家典籍获得空前推崇）的深刻冲突而发生的。这实际上使君主与儒生都处于一种目的与手段的冲突之中。对君主而言，推崇儒学的根本目的本来是希望获得士人阶层的支持与合作，使之成为专制统治的工具从而巩固专制统治，立五经博士、置弟子员等弘扬儒学的举措不过是手段而已。但是儒学的精髓却恰恰是用自己的价值规范改造君主、为之立法[15]，对君权进行限制，是要建立君主与士人之间近乎平等的亲密关系[16]，是要君主将权力交给士人阶层。[17]这样，汉代君主要想得到士人阶层的支持与合作，就必须做出相当大的让步：接受儒学的规范。事实上，包括汉武帝在内的汉代君主，都处于行使“乾纲独断”式的绝对专制与接受儒学信条，向“尧舜”看齐的两难选择之中。对于士人阶层而言，弘扬儒学本来是希望为社会确立一套合理的价值秩序，从而建立理想的社会形态。然而统治者接受儒学的前提条件却是士人阶层进入君权系统，成为其统治的工具。因此儒家士人就被迫做出相应的让步：认可君权的至高无上并心甘情愿地做“循吏”，部分地放弃自己的乌托邦精神，为确立专制统治的合法性而努力。
儒学成为汉代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过程，就是在这种君权与士人阶层的艰苦磨合中完成的。一部《诗经》之被作为谏书来使用和阐释，也是在这一过程中才得以形成的。所以，汉代诗学实在具有某种象征的意义——象征着士人阶层在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政体下的艰难处境，也象征着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的儒学所具有的种种策略性的特征。从先秦儒家的直接以道德观念说诗，到汉儒的比附史实说诗，正如从先秦儒家直接以帝王师的姿态教导君主，到汉儒的借助于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来警告君主一样，都是儒家调整政治策略的直接产物。孔、孟生于汉代也会成为董仲舒或司马迁，反之亦然。特定的文化历史语境规定着言说的方式。汉代政体是先秦诸侯君主政体，特别是秦朝政体在儒学的羁绊渗透之下的变形，同样，汉代儒学也是先秦儒学在专制君权的压迫之下的异体。此后，这种变形和异体就渐渐成为古代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的基本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