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诗学始终是作为儒家意识形态建构工程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后人（例如，宋儒及现代“古史辨”派诸家乃至今日许多论者）不理解汉儒的良苦用心，极力从求真求实的立场对汉儒大加贬损，这并不是一种可取的态度。对于前人的学术，应该抱着平实客观的态度来看待。首先要追问他们何以如此这般地言说，然后再看其言说是否可取。先让我们看看在“古史辨”派眼中，汉代诗学是如何不值一哂，这可以说是反汉代诗学的代表：
汉儒愚笨到了极点，以为“政治盛衰”“道德优劣”“时代早晚”“诗篇先后”这四件事情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翻开《诗经》，看到《周南》《召南》的“周召”二字，以为这是了不得的两个圣相，这风一定是“正风”。《邶》《鄘》《卫》以下，没有什么名人，就断定为“变风”。他们翻开《小雅》看见《鹿鸣》等篇矞皇典丽，心想这一定是文王时作的，是“正小雅”。一直翻到《六月》，忽然看见“文武吉甫”一语，想起尹吉甫是宣王时人，那么从这一篇起，一定是宣王以后的诗了，宣王居西周之末，时代已晚，政治必衰，道德必劣，当然是“变小雅”了……但《四月》以下很有些颂扬称美的诗，和《鹿鸣》等篇的意味是相同的，这怎么办呢？于是“复古”“伤今思古”“思见君子”“美宣王因以箴之”等话都加上去了。……翻到《民劳》，看见里面有“无良”“惛怓”“寂虐”等许多坏字眼，心想从此以后一定是“变大雅”了[1]。
这样的批评当然并非全无道理，也可以说的确揭示了汉代诗学的某些弊端。但是这种批评却遮蔽了汉儒说诗的思想逻辑，是完全离开了历史语境与文化语境的评判。按照这样的批评，好像汉儒真的都是一班闭门造车、任意胡说的浅陋狂悖之徒，这显然是割裂了文化演变脉络的片面之见。现在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汉儒的说诗是有所依据的，是从孔子即已开始形成的儒家诗学言说系统的一个环节，是某种文化逻辑的必然产物。如果按照“古史辨”派的解释，就只好说在汉代四百年间突然连续不断地生出了一大批妄人，不约而同地大放厥词。如果真是如此，那就成了人类文化史上最可笑可怪的奇异景观了。儒家的诗学是其整体话语建构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只有联系着儒家话语建构的特定语境，方能对其诗学有客观而公允的评说。作为现代的阐释者，我们所应该做的主要不在于指出古人的谬误之处，而是要揭示古人不得不如此言说的原因以及言说背后隐含的价值指向之所在。皮锡瑞尝言：“后世说经有二弊：一以世俗之见测古圣贤；一以民间之事律古天子诸侯。各经皆有然，而《诗》为尤甚……后儒不知诗人作诗之意、圣人编诗之旨，每以后世委巷之见，推测古事，妄议古人。故于近人情而实非者，误信所不当信；不近人情而实是者，误疑所不当疑。”[2]这是很有道理的批评。假如今人自谓可以确知《诗经》作品之本义，大可直接予以阐释，不必非大批古人不可。倘若要对古人之阐释进行阐释，那就要切实了解古人言说之语境，冷静梳理古人知识话语所遵循之逻辑，力求给出合乎文化史、思想史之演变轨迹的解释。痛骂古人是最无意义的做法。今人刘光义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