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面对一个具体文本，文化诗学究竟应该如何进行阐释活动呢？我们的基本策略是：在文本与文化语境之间进行“循环阅读”，而二者间的“中介”则是文本中蕴含的心理的与精神的诸因素。
作为文化诗学研究对象的文本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文学文本，包括按今天的分类标准属于文学作品的一切书写形式。二是文化文本，包括文学文本之外的一切文类的书写形式。文本永远是文化诗学阐释活动的基本着眼点。这就决定了文化诗学不可能是一种理论建构，而只是一种阐释策略。它从不离开文本而凭空设论。在这里，作为研究对象的文本对这种阐释策略具有很大的制约性，甚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文化诗学的视野中，文本的如下方面将受到特别关注。
首先，语词的使用。一个独立的文本往往在语词使用上表现出独特之处。对这些特征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许多关于文本作者和时代意义的信息。尤其是从互文本关系的研究视角看，对文本语词层面的关注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前面所举的《诗大序》的例子，通过将这个文本关于“情”“诗”“志”“声”“乐”这类词语的使用情况与其他文本的使用情况进行比较，我们就可以断定它不可能产生于先秦，只能是汉儒的作品。又如在对思孟之学与荀学这先秦儒学两大流派进行比较研究时，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二者语词使用上的差异而发现其根本价值取向上的不同。比如，在《孟子》以及《中庸》的文本中“仁”字用得较多，“礼”字较少，“法”字基本不用；而在《荀子》的文本中则“礼”与“法”用得较多，“仁”字则相对较少。这种词语上的差异恰好体现着这两大学派在基本文化策略上的不同倾向：思孟之学主要把发掘人身上潜藏的道德自觉性来作为改造社会的入手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思路；荀学却是要依靠建立有效的礼法制度来限制人的自然欲望，使人成为有道德的人，这是一种由外而内的思路。这两种学术上的差异也表现在他们的诗学观念上：孟子强调对诗义的体验涵泳，所谓“以意逆志”是也；荀子则重视诗的传道功能，所谓“圣人也者，道之管也……诗言是，其志也”。前者是说应该通过深入体会诗歌文本上的意义，进而了解诗人作诗之意；后者则是说圣人的所思所想乃是“道”之根本所在，诗歌所表现的就是圣人之志，也就是“道”的根本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