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80年代末写《北京:城与人》,就好像与“城市”有了一种缘。尽管出生、成长在城市,对城市有了自觉的“考察”态度,也应当自此始。这里的得失实在很难估量。一旦将某种东西作为“考察”的对象,也就改变了与那东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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