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西：你是王瑶先生的高足，不妨就从你做研究生时候说起吧。王瑶先生门下，还有钱理群、吴福辉、凌宇、温儒敏、陈平原等，都有比较高的学术成就，但是你们每个人的治学风格都大相径庭。作为一个群体来考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觉得，有哪些因素促使你逐渐养成自己的学术个性？
赵园：我其实不大习惯于“话说从头”，你既然问了，也不妨由这里说起。我和你说到的几位，是“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这一届的特别之处，是其中不少人读研的时候已近中年，人生阅历较为复杂，不同于毛泽东所批评的那种“三门干部”。此外，一些体制化的安排，当时还没有成型，比如没有实行学分制，没有对于学位论文的规格上的要求。我们大部分时间用来读书，这方面的环境相当宽松，有利于发展你所说的“个性”。有人写北大法律系七七级的本科生，说“当时法学著作很少，大量都是阅读文学、历史、政治著作，马恩的著作，大家都读过，而且不是一遍两遍”，“教员和其他教学资源的匮乏，反倒使北大的法学教育显得格外宽松自由”，有人“在婚姻法考试时交了自己写的一篇小说以求代替，没想到任课老师也欣然接受”（引自《文风背后是一种经历》，《读书》杂志2008年第1期）。起点很低，资源有限，另有其他的一些压抑的因素，却又有上面所说的那一种宽裕。七七、七八级的本科生，七八届即“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中的所谓“人才”，他们的成长多少赖有这种条件。在大学体制化的过程中，这一种求学生活是令人怀念的。
王瑶先生对我们相当放任，不曾向我们提出太具体的要求，主要由各人自己摸索。我的那班同学入手处就互有不同。还记得其他同学依照王先生的指导在北大中文系资料室读旧期刊，我却在图书馆读“文革”前已部分出版的《西方文论选》，同时一家一家地读作品集。读文集，即使到了“明清之际”，也仍然是我的入手处。但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在我们，却是共同的，只不过取径互异而已。回头看，起点处的选择，对一个学人有可能意义重大。三十年来，我的学术工作大致围绕着“知识分子命运”展开，贯穿的线索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