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钱理群先生有一次回忆1978年北大现代文学专业硕士招生考试时的情景，说当时这一专业计划招六名学生，但报考有近八百人，您是这近八百人中脱颖而出的六人之一，您曾经说进入现代文学专业有命运的偶然性，能不能谈谈这一转折前后您的境遇？
赵园：应当解释一下，有近八百人报考王瑶先生的研究生，应当与王先生那年不要求外语成绩有关——你看，“文革”后首次研究生考试，导师（或许只是北大的老师）竟然有这样的自由度！在王先生，也是仅此一次。他不要求外语成绩，自然是“从实际出发”，世事洞明，是王先生的一大长处。他考虑到了这几届学生“文革”中的荒废。如实地说，如若王先生要求外语成绩，不但我和钱理群，我们的其他同学也多半到不了他的门下。
当时的我是郑州的一名中学语文教员。那所中学“文革”中派仗激烈，人事遭到了较大破坏。选择考研究生，像我一再说到的，更是一次逃离。所以能考取，我想是因为同考的七百多人准备都不充分，王先生只能不得已求其次的吧。
前一时搜集“文革”中与读书有关的材料，发现了一些可称“豪华”的书单。而我，除了《鲁迅全集》前六卷和一些苏俄小说外，没有更多的可供分享的经验。我所在的地方没有京沪的那种“沙龙”，我自己也不曾想到系统地读书。我说当时的自己处在“无目标状态”，过了一段“闲散的日子”。在整个社会都日益功利化之后，我其实很怀念那种状态，很愿意回到那种日子。
南都：明年是王瑶先生百年诞辰，我记得赵俪生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有忆及王瑶和冯契两位先生的文章，也曾谈及王瑶先生和朱自清、闻一多的师生关系。赵俪生先生有个观点是，弟子与导师，脱不开继承和异化两个方面。您觉得，就弟子与导师的继承与异化关系而言，您从王瑶先生那里继承或异化两者何者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