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定家：赵老师，您好！很高兴有机会采访您。当我接受采访任务时，心里突然蹦出了“标杆”两个字。听说北大中文系的老师把您作为优秀研究生的标杆，见到出类拔萃的女生，就夸她或将成为“另一个赵园”！我本人也多次见证过以您为标杆的情景。十几年前，我向所里一位先生请教问题，那位先生总是有意无意地以“赵园说”做评判标准。此后，我在好几位同事那里遇到过类似的情形。您看，这些令人敬佩的求学者和治学者，都以您为标杆，这算得上一种学者的成功吧？可是有人说您走上学术之路纯属偶然，治学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您能否先说说这方面的情况？
赵园：您过奖了。“标杆”不敢当。我也听到过您提到的那种说法，对那一种比方不可当真。我并不希望别人像我。事实上，我欣赏的年轻学人，包括女性，比如张丽华、袁一丹，各擅胜场，并不像我，倒是让我觉得后生可畏。
我的“走上学术之路”，无非利用了1978年研究生招考提供的机遇。当时我在郑州的一所中学教书，报考的动机，只是为了逃离那个单位。我研究生的同班同学，大多是中学教师，我猜想情况和我类似，未见得当时就有怎样的志向。偶然性还在于，北大中文系在统计各考场分数时，我所在的考场漏计了一项分数。倘若这点疏失未被发现，我应当早已作为中学教师退休，在“颐养天年”。我不能因此说自己有怎样的幸运。其实事后看来，得失很难计量。
走上“治学之路”后，应当说是比较顺畅的。压力不大，没有深厚的已有积累的压力，也没有来自国外汉学的压力。有些条件现在仍然有，即如没有来自国外汉学的压力。压力不大，“余地”却比较大。我是“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学术荒废已久，大家都刚刚起步或恢复研究工作，而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十七年间屡遭重创，发展不充分，因此无论新手还是老将，都像是在拓荒。而这批“新人”即使基础薄弱，却各自在“文革”中积累了社会生活经验；学识匮乏，却不缺少对人事的理解力与识别力。这后一方面是我所属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点“本钱”，尽管有限，却很重要。我最近还在一个场合，谈到毛泽东所说文科应当以社会为工厂，作为教育理念是有合理性的，虽然具体的路径未见得适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