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扬：明清之际汉族知识分子特别是江南士大夫的抵抗非常强烈，死节者众多，同时也出现了如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陈确、孙奇逢、傅山等一大批笃守“忠节”的遗民在。在您看来，是什么造成了明末知识分子的这种面对忠义名节的决绝，后人常常总结为“有明三百年养士之报”。
赵园：“有明三百年养士之报”这种说法，无非由君主的方面立论，是靠不住的。事实是，有明一代对江南、东南，经济上的盘剥很严重，招致了士大夫的强烈不满。东南赋税重，是个说了二百多年的话题。有一种说法，认为朱元璋是在以此报复元明之交东南士人的依附张士诚。我以为明清易代期间江南、东南抵抗的强烈，与士大夫的动员力、组织力有关。江南、东南是所谓的人文荟萃之区，士大夫聚集了强大的力量。到了危亡关头，号召、组织民众的，往往正是士大夫。即使民间的抵抗，也会有士大夫砥柱其间。而士大夫较之民众，更有伦理实践的自觉。他们主导的抵抗，也更有可能坚韧顽强。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江南民风素称柔弱，在元明易代、明清易代、甚至在明代天启年间的“反阉”运动中，江南民众的表现，都一反人们对那里民风的成见，其英勇的姿态较之于被认为民风强悍的北方更抢眼。
张明扬：明朝遗民中有几位对晚明苛政的批评非常到位，您在《想象与叙述》中也说到，笼统地以“忠”界定遗民可能尺度狭窄，拒绝新朝非即“忠于”故国。那么，如果不仅仅是“忠”，还有什么信念支撑着明遗民的“义不仕清”？
赵园：我想把这个话题拉开，先说一点题外的话。几年前某个演出单位要搬演钱谦益、柳如是的故事，我应邀参与了剧本的讨论。讨论中有人提出要“颠覆”关于忠节的观念，我表示不敢赞同。您大约已经注意到，我的研究涉及了“忠臣”、“遗民”，却始终没有正面处理所谓的“贰臣”。这一方面限于能力：钱谦益、吴梅村、龚鼎孳号称“江左三大家”，是明清文学史上的重量级人物。而限于学术训练，解诗，始终是我的弱项。我决没有台湾学者严志雄那种细读、诠解钱诗的能力。此外，也由于处理有关的伦理问题的难度。我不赞同上面说到的“颠覆”，自然不是由“忠明”着眼的，而是由知识人的“操守”这个更一般的道德标准着眼的。我不能接受将降附与抵抗等而视之的那种评价立场。我以为那种“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态度，最容易俘获年轻人的心，我对此感到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