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是我童年的城市，我的三四岁到十一二岁，在这城市度过，关于这城的记忆，曾写在题为“旧日庭院”的散文中。不记得迁出这城市后有过多少次回访。次数并不多，上次则是在1997年。今秋有机会重回故地，用了几个下午在城中闲走，回到住处，随手记录。这城市已日见陌生，不难将我逐出梦境，却因此有了旁观的心情，边走边问边想，是一种新鲜的经验——谁说你童年的城市只能充当怀旧的触媒？
10月18日，搭乘河南大学一位研究生的车由郑赴汴，经过了屡经媒体曝光的“郑东新区”。我曾几次来到这片“新区”，心情复杂。据说有“内含城市”、“外缘城市”的概念。经营“外缘”，政绩易见；改造旧城区，投入大，见效慢，因而城市的父母官乐于将文章做在城外，即原先的关厢地带；而买卖土地，又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钱来得最方便。如此巨大的投入，倘若用来“经营”农村，又会怎样？当然不会产生如此的视觉效果，政绩不至于如此烜赫。离郑前新区正举办农业方面的展览会，人工湖边垃圾遍地。于是想到，即使硬件勉强上去了，人的文明程度也不可能就随之提高。
高档住宅区仍在继续兴造，大约也因势成骑虎，欲罢不能的吧。这种房地产开发，即使不考虑农民的利益，也未必能官商“双赢”。途中听到了“房奴”的说法。据说有些被动员买房的公务员已成此种“奴”，而因新区的开发失地的农民，在继续上访，堵在某些政府机关门外。近城农民以出租房屋为生。那种简易楼房高度密集，一旦有火灾，势不能救。这种“都市村庄”能维持几时？那些农民的生活将何以为继？在装点“盛世”、打造“政绩”之外，父母官们是否准备为失地农民“经营”一份“可持续”的生活？听说正在搞“郑汴一体化”，以带动开封的发展；希望“一体化”中的开封，不要再造这样的“新区”。对于豫外媒体的批评，未闻当局作何反应。当今不但有“易地审理”，也早已有“易地报道”（所谓“隔山打炮”）。媒体不被鼓励谈论本地弊政，对来自他方以至高层的批评则极力淡化，“正面报道”、“正面引导”往往被作为掩盖问题、压制舆论的口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