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起源之后，字母表作为孤苦伶仃的媒介，曾有过一段十分艰难的日子。它写成的东西常常只能够一次受到一个人光顾，也只能靠一个人一页一页地用手抄写。就连史前的图画、象形文字和圣书文字都比字母表强。前者可以让人们一群一群地围观，无论这些人群的规模多么小。因此，在同步性——同时在不止一个地方出现的重要的意义上，字母表实际上是迈一步退半步。当然，这本在意料之中。因为生物物种的进化也好，技术特征的演化也好，总是意味着交易和放弃，不可能总是清晰可见的、百分之百的跳跃前进，其改进只能是总体上能最终达到，但不可能是完满的（Levinson，1979b、1988b、1997b）。人的智能总体上是一个例外——他比进化过程中的一切先行者占有完全的优势。但是，就利大于弊而言，个别的技术更可能是一种改良。
但是，字母表的隔离倾向（segregating tendencies）在一定程度上被印刷机颠倒过来了。斯特拉达尼斯[1] 的一幅蚀刻画，描绘一间早期印刷厂的繁忙景象。画上的题词捕捉住了印刷厂的声觉冲击：“正如声音能被许多耳朵听到一样，一篇文稿可以用掉千百张纸。”（转引自Joseph Agassi，The Continuing Revolution，p.26）出版业日益增长的效益，可以给一个以上的人提供一个以上的副本——它的对象是公众，而不是一个个分离的个体。出版发行量庞大的报纸和畅销书，其效益更加显著，报摊、书店和图书馆里都可以找到报纸和畅销书。
另一方面，通过印刷术进行传播从来就不像“许多耳朵听到的”声音那样容易，也不像广播电视传递声音和相貌那样影响深远。而且，大多数书籍从来就不是畅销书。就是说，它们在大多数地方都找不到，肯定在书店里看不到。因此，虽然可以指责麦克卢汉把大量生产的文本和手抄稿一视同仁，都当成是字母—视觉文化，虽然他忽略了初露端倪的印刷术的电子—声觉属性，但他这个错误肯定是不严重的。